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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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安政〔2006〕48号
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阳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现将《安阳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二○○六年九月十日
安阳市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妥善解决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的医疗保障问题，根据《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实施意见》（豫政〔2006〕23号）、《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劳社部发〔2006〕15号）、《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若干意见》（豫劳社医疗〔2006〕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籍，在国家规定的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并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劳动者。
第三条 全市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等所有城镇用人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按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
第四条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其医疗保险费由用人单位按照我市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5%缴纳，只建统筹基金，不建个人帐户，不计缴费年限，按规定享受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的住院医疗费待遇和恶性肿瘤放化疗、肾功能衰竭透析、脏器移植后抗排异等三种重症门诊慢性病医疗费待遇。
第五条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实行属地管理。在外地工商注册的用人单位，未在注册地参加医疗保险的，在本市从事生产经营或施工活动期间，按本办法参加医疗保险。
第六条农民工医疗保险费实行单独建帐，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统一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农民工医疗保险费实行按月缴纳。
第七条用人单位应按时足额缴纳农民工医疗保险费，从缴费的次月起农民工按本办法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与农民工解除劳动关系后，不再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农民工医疗保险待遇从停缴医保费的次月起终止；用人单位在用工合同期内欠缴医疗保险费的，从欠费的次月起农民工停止享受医疗保险待遇。
第八条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或参保后没有按时足额缴费，造成农民工不能正常享受医疗保险待遇的，由此发生的医疗费用由用人单位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待遇支付标准支付。用人单位不按规定为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费的，农民工可向市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发生医疗待遇争议的，可向市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九条农民工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的，应随用人单位按照《安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农民进城从事个体经营的，可按照《安阳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加医疗保险，享受相关待遇。
第十条参保农民工患病后原则上应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自愿回原籍治疗的，经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审核批准，可在原籍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治疗期满后携带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求的有关资料到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医疗费报销手续。
第十一条农民工按照《安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和《安阳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加医疗保险的同时，应按照《安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大病救助保险暂行办法》（安劳医〔2006〕1号）的规定参加大病救助保险，以解决超过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
第十二条地处乡镇的采矿、建材、冶炼、化工等使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企业、雇用农民工的城镇个体经济组织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农民工医疗保险的其他事项，按照《安阳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暂行办法》以及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有关政策和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五条各县（市）可参照本暂行办法制定当地农民工医疗保险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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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契约自由原则的演变与发展
林 曦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而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予以确立则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事情。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石之一，契约自由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契约自由原则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国立法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本文论述了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及对其的限制，简要介绍了契约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期能对契约自由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自由 诺成契约 意思自治 强制性合同 标准合同 计划原则
一、 古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然而作为一项思想，契约自由则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写了《法学阶梯》，其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当事人之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
罗马法上的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罗马古时，法律对契约的形式的要求很严，所有的契约均是要式契约。[2]市民法上的“铜块加秤式”是罗马最早的契约形式。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的程序行为，说出固定的套语，并有一定的证人在场交易行为方为有效。“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3] “铜块加秤式”契约必须严格遵照程式，至于这种固定的套语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是不过问的。也就是说，即使契约是在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只有程式符合规定则契约仍旧成立；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已就交易的内容达成合意，但没有履行规定的仪式，或者在言辞表达上出现微小的错误，那么契约也无法成立。契约缔结的这种重缔约形式，轻当事人意志的作法，使得契约自由无从谈起。此后罗马法的契约先后经历了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式契约和诺成契约几个形式，其中市民法上的口头契约、文书契约对一切要式行为都需要采取特定的仪式或形式方为有效。因此，虽然市民法上把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作为契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合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契约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还未充分的得到体现。
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最终体现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在诺成契约中，一切形式上的要求都被省略了，当事人的合意是契约成立的唯一要素。契约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这其中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4]诺成契约的出现是契约史上的一个伟大开端，正如梅因爵士所言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5]诺成契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从罗马共和国中期以后，罗马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对外扩张的政策，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罗马公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人发生经济往来，而传统的罗马市民法契约是以属人主义为原则的，并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就必然要求创设一种新的契约形式来适应这种经济主体的变化，于是通过外事裁判官的实践活动就产生了外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此外，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罗马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起来，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市民法上僵化的形式主义所导致的繁琐的交易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的需求，因此必然要求打破这种形式的束缚以适应商品贸易快速、迅捷的要求。由于诺成契约顺应了罗马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它的效力最终被市民法所承认，成为与市民法契约并存的一种契约形式。但是罗马社会毕竟是奴隶制社会，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契约自由也只能是自由民之间的自由。同时诺成契约的效力虽然被市民法所承认，但它并没有触动市民法的契约传统，市民法的契约制度与万民法的契约制度并存并且市民法的契约形式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万民法中的诺成契约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它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生命的根”。[6]
二、 十九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的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7]契约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大三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条件。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被各国陆续确立了下来，因此我们说19世纪是一个契约的世纪。
在经济上，19世纪中叶，作为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身工业社会过渡，广大农奴摆脱了对其人身的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在此基础上，近代市场经济开始形成。资本、社会财富甚至劳动力都作为自由流动的要素通过市场来进行自发配置。契约作为进行市场交换的手段，成为市场参与者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倚重的工具。不仅商品的交换需要通过契约来完成，就连劳动力的交换也要借助于契约来实现，这使得契约的适用范围空前扩大。[8]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对契约大量的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对契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的说，就是要保证实现契约交易的必要形式减少到最低限度，允许当事人自由确定其契约内容。由此可见，实行契约自由是近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了运作空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契约上的自由。
在政治在，17、18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作为这一系列革命胜利的结果，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诞生了。新兴资产阶级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人民与其订立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法律基础。履行社会契约和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的天职便是捍卫契约自由。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契约自由的政治保障。[9]
在思想上，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10]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等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发经济理论的根据。[11]它体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次，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根据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意志自由是自然涌现不受其它任何东西制约的，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并且对自由的限制越少越好。因此说，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是毫不过分的。[12]
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同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19世纪契约自由观念蓬勃发展起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它作为一项原则在立法上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先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关于契约自由原则最根本的规定，该规定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契约成了当事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没有权力对契约进行修改。该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关于契约解释的一条重要规则，即探求真意原则。[13]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解释契约内容时只能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有契约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意，法官也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而只能努力的探究当事人想在契约中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这项规定把当事人的意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因此《法国民法典》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的基础。在此之后的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同样也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305条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契约。”第154条规定：“虽仅当事人一方表示，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在此情形，对个别之点的合意，虽有记载，也无拘束力。”第349条规定：“解除契约，应以意思表示向他方当事人为之。”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有的词句。”在《德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表述虽不是很直接，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契约自由，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契约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契约的解除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无论是缔约的方式或是对契约内容的解释都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德国民法典》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在英美法中，曾经极为流行的意志理论认为，契约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个人的意志，契约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的权力，并规定了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契约，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来说，契约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的契约则像在宪法下颁布的法律。[14]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乔治.杰塞尔爵士宣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15]美国最高法院在1897年奥乐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判决中声称，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自由。[16]契约自由原则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三、 二十世纪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特别强调个人本位的思想。尽管《法国民法典》在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中就把债的合法原因作为债合法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所限制，但为了达到鼓励人人参加自由竞争的目的，《法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合意是产生一切权利、义务的基础，其他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干预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合意，法律的规定只起到补充当事人合意的作用，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合意的实现。《德国民法典》诞生于垄断时期，其注意到了由于当事人的经济实力不均衡带来的表面平等下的事实的不平等，规定了有关善良风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原则作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种种的繁琐限制，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未能改变法典整体的自由主义特色。从整体上看，该法典仍然是19世纪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立法文件，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的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17]尽管如此，这些规定还是为20世纪契约法的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的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契约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原因，主张扩大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依据，从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向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契约自由原则因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可以说，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本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18]
强制性合同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行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缔约要求。[19]在法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合同有的取消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保留了当事人选择合同相对方的自由。如根据其实施的行为或从事的职业，法律强制某些特定的当事人实施责任保险，但当事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选择其相对方当事人。有的强制性合同保留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不允许当事人对相对方进行任意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546号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当事人拒绝雇用某人，如果是基于“出身，或基于其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种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当事人将受到刑事制裁。还有的强制性合同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和选择相对方的自由都被取消，即当事人不仅必须订立合同，而且只能与特定的人订立合同。如1948年9月1日法律第59号令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人被强制依照一定条件，“同意将房屋出租给先前因子女多而被拒绝的家庭，并与之订立至少为其3年的租赁合同。”[20]
自本世纪中期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掀起了保护消费权益的热潮，各国立法者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总是给予越来越充分的重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的各项法律相继出台。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21]又如英国1994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任何不公正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只要与诚信的要求相违背或必将导致当事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是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就属于不公正条款。[22]
标准合同，也称格式合同、附从合同[23]，是进入20以来出现的一种常见的契约形式。随着商业的高速发展，一批在经济上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新的企业形式，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产生了，由于他们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常常采取这种合同方式。在与他们订立合同时，小企业、消费者看似是自愿与其订立合同，实质上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这种实力不对等的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只是表面上的契约自由，而在实质上则是则丧失了契约自由，从而导致了不公正的出现。为此为了社会利益的均衡，国家不得不介入到契约的订立过程中来，对标准合同的一般条款加以限制，从而实现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利益平衡。在日本，为了保证标准合同的公平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对标准合同进行规制。一是在合同成立阶段上，合同约款是否已经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而成为合同。二是通过对约款的解释来确保内容合理。[24]法国在1981年和1985年的两项法律就人身保险合同和集资合同的订立程序、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与集资合同的透明度作了规定。[25]美国、加拿大的一般作法是：第一，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明确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第二，增加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义务。制定格式合同的一方负有提请对方注意免除责任条款的义务。第三，明确格式合同中某些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的条款无效；第四，当事人双方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26]
除上述限制外，西方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中确认了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作为漏洞补充条款，赋予了法官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根据上述原则变更、解释、补充合同内容，或确认合同条款的效力，从而尽可能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发现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条款在制订时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拒绝强制执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的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二十世纪契约自由原则虽然受到了某些限制，但是作为一般原则的契约自由原则仍然存在，并在一切依然遵循这一原则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法律上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前提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以弥补绝对的契约自由的不足。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民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对此不必持有怀疑，正如法国学者让.卢克.沃倍尔教授在评价强制性合同时所说：“认为现代法律中，契约自由原则已经完全被强制性合同所抵销，如同否认强制性合同的重要性一样，同样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27]
四、我国契约自由观念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法中，实质上也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西周至汉代的典籍中所见的契约分三种，称为傅别、质剂和书契，当时的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至于契约的协议性质，立约双方的合意等如罗马法一样是不考虑的。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和罗马法一样，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强调协议、两和，反对强制。《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绐远买婢券》有“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字句。这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见到的强调合意的契约。其中“先和后券”一句表明买卖双方先经协议，达到意见一致后才制定契约。“不得返悔”表明契约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强调契约合意的“和同”、“两和”和反对契约“不和”的字样不仅大量见于唐代契约，而且正式出现在国家法典中，因此，唐代的契约概念中已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28]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传统文化中以义抑利、重农抑商、少私寡欲对人们的影响极为深刻，在此条件下，契约自由所要求的大量活跃的交换主体并不存在，其对于作为商品经济状态下市场灵魂的契约是极少欲望的。而且，中国从公元2世纪秦朝起，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封建专制统治体现的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者阶级与地主、家主、官府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正是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形成了着官工官商的传统，也就是说重要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部门都是由官府垄断，运输、销售环节都是由官府控制，物价也是由官方制定，因此造成私商的萎缩，契约自由不存在生存的土壤。此外，作为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重刑轻民的传统，作为民法基本理念的契约自由不可能受到重视，这也决定了契约自由只能在中国古代只能是一种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一项被广泛适用的原则。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外国法律被介绍至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作为资产阶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接受与发展。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间的1929年10月至1931年5月，颁了民法总则、债权、物权等五编，契约自由思想在此法律中得到体现。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由于连年战乱很不发达，该法律中仍然遗留了许多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历史痕迹。
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合同法律制度中也一直强调以计划为主的原则。由于契约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合同当事人间才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因此享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条件。而在计划经济下，往往是一个主体隶属于另一个主体，如企业隶属于行政机关，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都要翟服从于上级的行政计划，因此在经济关系不根本就没有自主性可言。甚至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的生活消费者的凭票供应，也是则指令性计划安排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在当时，合同自由原则甚至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1981年我国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尽管该法强调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当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的原则，但受当时集中型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影响，该法也特别强调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并且在第4条中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订立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该法对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作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换言之，计划原则较之于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尊重。[29]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未得到确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家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预，正是在这个前景下，我国于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的重点就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减少计划的适用范围和行政干预，扩大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因此，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条文作了重大的删改，仅保留了2条有关计划的条文，如根据第11条规定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家有根据需要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的权利。而将原第4条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将第7条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合同法中计划原则在其中的地位下降，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的范围扩大了。此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技术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技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涉外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合同，应当依据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自由的精神中这三个合同法中得到了体现了。由于当事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合同自由虽未能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但这些规定为统一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已经极为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合同自由的观念已逐步形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并充分保障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才能充分鼓励市场主体从事广泛的交易活动，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因此顺应现实的要求，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非法干预。”这一条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同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鼓吹的绝对的自由，因此将这一条定义为自愿原则，以视与资本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相区别。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目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绝对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也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因此，只要法律是以保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主旨，当事人意思表示仍是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也就体现了合同自由。因此，自愿原则本质上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或者说其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30]我国合同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的合同自由原则并不排除对合同的适当限制。如法律规定对某种合同当事人负有承诺的义务，非有重大事由，不得拒绝订立合同。如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事业单位，不得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请求予以拒绝。再如，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保护正当的竞争和消费者的权利，国家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涉及缔结这样的合同予以限制。我们说，这些限制，并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交易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合同自由原则的实行。[31]在现代社会中，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格式条款合同（标准合同），也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合同法在第37条至第39条，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等以实现合同正义，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合同关系的具体情况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注释：
[1]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上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会1995年版，第341页。
[2]周楠著：《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4页。
[3] [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页。
[4]同[1]，第345页。
[5]同[3]，第189页。
[6]同[1]，第348页。
[7]同[3]，第97页。
[8]苏号朋：《论契约自由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价值》载于《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第88页。
[9]姚新华：《契约自由论》，《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22页。
[1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
[1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12]李仁玉、刘凯湘：《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3]同[8]，第91页。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314页。
[15]同[8]，第92页。
[16][美]伯纳德.瓦施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湖南省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娄底经济开发区、万宝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维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省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辖区范围内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预算。
第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是指对全市基金管理情况和基金资产质量进行监督。市人民政府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主体，其监督对象是：全市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基金的运作行为，即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基金征收行为、管理行为、支付行为和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执行国家各项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第五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稽核、自我监督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是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市卫生局、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分别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自我监督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设的审计、稽核机构实施的管理和监督。
社会监督指社会各界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和安全责任制，其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基金安全负主要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对其职责内的基金安全负主要领导责任，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基金管理第一责任单位。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单位、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社、财政、税务、卫生、审计、监察部门和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人社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负责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支付进行监督；对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应建立反欺诈工作制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账户转移、继承，丧葬费、抚恤金支付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进行防范和调查处理。
人社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制度，防范和依法查处骗取、冒领社会保险金的行为。负责对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事项进行稽核审计检查。稽核审计出少报、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的，应责令改正，将社会保险费少缴部分收缴入库，并由人社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财政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基金收入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对基金预决算进行审核。
人社和财政部门应规范对社会保险基金账户的管理。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收入户和支出户只能在同级财政和人社部门共同认定的同一个国有控股银行分险种各开设一个账户。
税务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费的代征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审计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基金收入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监察部门负责对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负责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基金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报告、账簿、凭证等有关会计资料应当真实、完整，并按规定进行保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相互核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其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要每月核对社会保险费代征情况；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月核对财政专户余额情况，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账表、账账、账实相符。
第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内部监控制度，做好防范风险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制度，防范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公开社会保险登记、待遇申领的手续和程序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等社会保险信息。应当每年至少向参保人发送一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通知单；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参保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本单位或者本人社会保险缴费、待遇支付以及个人账户记录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二章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第十一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高效的原则。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内部监控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执行情况，有无挪用社保基金平衡财政预算行为；
(四)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及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的核定、收缴、支付、上解、下拨、存储和调剂情况；
(六)社会保险基金在国有商业银行开户及存款计息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期末余额情况；
(七)基金管理或经办机构有无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和风险性投资的情况；有无截留、减免、挤占、挪用、贪污或借用社会保险基金行为；
(八)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离任时，对其负责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九)其他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
第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内部监督，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报主管部门。
同级和上级人社部门要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账户收支和结余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方式包括现场监督、非现场监督和临时抽查。
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实地检查。现场监督分为定期监督、不定期监督和对按规定受理的举报案件的查处。
非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报送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报表和有关数据资料进行的检查、分析。非现场监督分为常规监督和专项监督。常规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定期报送基金监督报表进行；专项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报送专项数据资料进行。在非现场监督过程中发现被监督单位存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应实施现场监督。
临时抽查可采取不提前通知或其他形式。
第十五条 对现场监督或非现场监督发现问题并需要整改的被监督单位，由人社部门提出监督处理意见。
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执行监督处理意见的情况，应当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基金监督机构对在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专项监督。
(一)发现管理薄弱环节和漏洞，应当及时督促加以弥补，避免发生基金管理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在基金管理风险发生过程中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避免基金损失。
(三)对基金管理已发生的风险，如挤占、挪用等应及时查处并督促限期归还。
第三章 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职权
第十七条 成立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监委会主任由市政府相关领导担任，成员由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保人代表、工会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监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市人社局，具体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协调等事项。
第十八条 监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统筹全市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督促落实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责任制；
(二)统筹、协调、指导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对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的监督工作；
(三)召开监委会会议，听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的工作报告，研究审定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并督促有关部门处理；
(四)依法组织对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付、结余和运营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调查；
(五)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情况；
(六)组织协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中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调查；
(七)对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和奖惩，对先进单位给予一定奖励；
(八)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被监督单位提供或报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二)查阅被监督单位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三)就监督事项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四)对被监督单位隐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五)对被监督单位转移、隐匿社会保险基金资产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六)对被监督单位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计划，定期收集和分析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使用情况，针对问题提出对策；组织对全市基金监督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二十一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时，应当由2个以上监督人员共同进行。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二十二条 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搞好社会保险基金的稽核、内审、自查自纠；
(二)配合有关行政监督、审计部门搞好社会保险基金执法检查、现场监督，为开展非现场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
(三)抵制并纠正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等违规违纪行为。
第四章 受理举报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就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县级以上各级人社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机构具体承办举报受理和办理工作，并应当开设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电话，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号码、传真号码、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受理举报的范围，并为举报人提供其他便利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或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二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受理当面举报，应当做好笔录。受理电话举报，应当如实记录。受理电报、传真、信函和其他书面形式举报，应指定专人拆阅、登记。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监督机构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受理权的单位反映，或者将举报材料及时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
第二十五条 凡符合受理范围的举报，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60日。
第二十六条 被监督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审计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按照审计执法程序和处理处罚规定进行处罚；拒不改正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社会保险基金；
(二)擅自增提、减免基金的行为；
(三)未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含利息收入)及时存入财政社会保险基金专户并足额入账；
(四)在社会保险基金中列支工作经费；
(五)随意扩大社会保险基金开支范围和项目标准；
(六)拒绝、阻挠监督人员进行监督的；
(七)拒绝、拖延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资料的；
(八)隐匿、伪造、变造、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
(九)报复、陷害监督人员或举报人员的；
(十)其他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不符合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骗取社会保险金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还；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监督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林 曦
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作为一种思想早在罗马法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而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予以确立则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事情。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三大基石之一，契约自由原则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后，随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契约自由原则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各国立法普遍对契约自由给予一定的限制，以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本文论述了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及对其的限制，简要介绍了契约自由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以期能对契约自由有一个全面、完整的认识。
关键词：契约自由 诺成契约 意思自治 强制性合同 标准合同 计划原则
一、 古罗马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
契约自由原则是资产阶级三大民法原则之一，然而作为一项思想，契约自由则可追溯到罗马法时期。公元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编写了《法学阶梯》，其中有关诺成契约的规定已经基本包含了现代契约自由的思想。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当事人之订立的契约具有法律效力，非经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不得随意变更和解除。罗马法的契约自由思想，为现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1]
罗马法上的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罗马古时，法律对契约的形式的要求很严，所有的契约均是要式契约。[2]市民法上的“铜块加秤式”是罗马最早的契约形式。交易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场，按一定的程序行为，说出固定的套语，并有一定的证人在场交易行为方为有效。“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的重要性，仪式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3] “铜块加秤式”契约必须严格遵照程式，至于这种固定的套语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愿法律是不过问的。也就是说，即使契约是在胁迫、欺诈等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愿的情况下订立，只有程式符合规定则契约仍旧成立；相反，如果当事人双方已就交易的内容达成合意，但没有履行规定的仪式，或者在言辞表达上出现微小的错误，那么契约也无法成立。契约缔结的这种重缔约形式，轻当事人意志的作法，使得契约自由无从谈起。此后罗马法的契约先后经历了口头契约、文书契约、要式契约和诺成契约几个形式，其中市民法上的口头契约、文书契约对一切要式行为都需要采取特定的仪式或形式方为有效。因此，虽然市民法上把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作为契约成立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合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契约自由思想在市民法上还未充分的得到体现。
万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最终体现了契约自由的思想。在诺成契约中，一切形式上的要求都被省略了，当事人的合意是契约成立的唯一要素。契约也只有在征得双方同意后方可解除。这其中孕育着一个崭新的、极具生命力的契约法原理：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契约之债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这一原理被后世概括为契约法上的一项基本原则——契约自由。[4]诺成契约的出现是契约史上的一个伟大开端，正如梅因爵士所言诺成契约“在契约法史上开创了一个新阶段，所有现代契约概念都是从这个阶段发轫的。”[5]诺成契约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根源。从罗马共和国中期以后，罗马统治者一直奉行着对外扩张的政策，随着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大，罗马公民不可避免地要与外国人发生经济往来，而传统的罗马市民法契约是以属人主义为原则的，并不适用于外国人，因此就必然要求创设一种新的契约形式来适应这种经济主体的变化，于是通过外事裁判官的实践活动就产生了外民法上的诺成契约。此外，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地区霸主地位的确立，罗马对外贸易蓬勃发展起来，简单商品经济高度发达，而市民法上僵化的形式主义所导致的繁琐的交易方式已越来越不能适应交易的需求，因此必然要求打破这种形式的束缚以适应商品贸易快速、迅捷的要求。由于诺成契约顺应了罗马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它的效力最终被市民法所承认，成为与市民法契约并存的一种契约形式。但是罗马社会毕竟是奴隶制社会，公开主张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契约自由也只能是自由民之间的自由。同时诺成契约的效力虽然被市民法所承认，但它并没有触动市民法的契约传统，市民法的契约制度与万民法的契约制度并存并且市民法的契约形式仍占主导地位，因此契约自由在罗马法中只是一种思想，并且只反映在诺成契约一种形式中，并未形成罗马契约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尽管如此，罗马万民法中的诺成契约对后世法律的影响仍是不可抹杀的。它为近代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埋下了“生命的根”。[6]
二、 十九世纪契约自由原则的兴起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形成，封建的身份关系和等级观念受到了冲击，个人逐渐从封建的、地域的、专制的直接羁绊下解脱出来而成为自由、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从而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7]契约自由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同时特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为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的大三原则之一契约自由原则提供了条件。契约自由作为一项原则被各国陆续确立了下来，因此我们说19世纪是一个契约的世纪。
在经济上，19世纪中叶，作为工业革命的必然结果，欧洲大陆国家逐步从农业社会身工业社会过渡，广大农奴摆脱了对其人身的束缚，成为自由劳动者。在此基础上，近代市场经济开始形成。资本、社会财富甚至劳动力都作为自由流动的要素通过市场来进行自发配置。契约作为进行市场交换的手段，成为市场参与者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倚重的工具。不仅商品的交换需要通过契约来完成，就连劳动力的交换也要借助于契约来实现，这使得契约的适用范围空前扩大。[8]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变革对契约大量的需求，减少交易成本，因此对契约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的说，就是要保证实现契约交易的必要形式减少到最低限度，允许当事人自由确定其契约内容。由此可见，实行契约自由是近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契约自由才有了运作空间，没有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契约上的自由。
在政治在，17、18世纪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作为这一系列革命胜利的结果，一批新兴的资产阶级国家诞生了。新兴资产阶级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建立了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政府，人民与其订立的社会契约是国家和政府产生的法律基础。履行社会契约和维护人民的自由也就成了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的天职便是捍卫契约自由。因此，代议制民主政体是契约自由的政治保障。[9]
在思想上，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和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是契约自由观念的思想渊源。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经济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10]因此，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经济自由主义。每个人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自由竞争，既可以促进社会的繁荣，也可以使个人利益等到满足，国家的任务主要在于保护自由竞争而非干预自由竞争。因此，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契约自由原则提供发经济理论的根据。[11]它体现了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要求。其次，人文主义的伦理观奠定了契约自由原则的哲学基础。根据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人生而自由平等，追求幸福和取得财产是个人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意志自由是自然涌现不受其它任何东西制约的，法律的职责就是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以法律效力，并且对自由的限制越少越好。因此说，人文主义的伦理观为契约自由观念提供了哲学基础是毫不过分的。[12]
正是因为契约自由符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文化的需要，同时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又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此，19世纪契约自由观念蓬勃发展起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把它作为一项原则在立法上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认。1804年《法国民法典》最先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前项契约，仅得依当事人相互的同意或法律规定的原因取消之。前项契约应以善意履行之。”这是关于契约自由原则最根本的规定，该规定确认了契约是当事人之间意思的产物。契约成了当事人自己制定的法律，任何人，包括法官都没有权力对契约进行修改。该法典第1156条规定：“解释契约时，应寻求缔约当事人的共同意思，而不拘泥于文字。”这是关于契约解释的一条重要规则，即探求真意原则。[13]根据这一原则法官在解释契约内容时只能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即使当事人并没有有契约中清晰地表达出自己的真意，法官也无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当事人，而只能努力的探究当事人想在契约中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这项规定把当事人的意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也是契约自由原则的体现。
因此《法国民法典》可以说奠定了自由主义近代契约法的基础。在此之后的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同样也确认了契约自由原则。该法典第305条规定：“以法律行为发生债的关系或改变债的关系的内容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必须有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契约。”第154条规定：“虽仅当事人一方表示，必须全部事项取得合意，契约方始成立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契约中所有各点意思未全部趋于一致，在发生疑问时，应认为契约未成立。在此情形，对个别之点的合意，虽有记载，也无拘束力。”第349条规定：“解除契约，应以意思表示向他方当事人为之。”第133条规定：“解释意思表示，应探求当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于所有的词句。”在《德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表述虽不是很直接，但其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契约自由，即契约是当事人合意的产物，契约的成立与否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是否一致，契约的效力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契约的解除也取决于当事人的意志，无论是缔约的方式或是对契约内容的解释都应当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体现。因此我们说，《德国民法典》确立了契约自由原则。在英美法中，曾经极为流行的意志理论认为，契约法的基本目标就是实现个人的意志，契约法赋予单个公民订立合同的权力，并规定了签约程序。通过订立契约，单个公民创立了法律义务并使其目标生效。对于自愿形成的私人关系来说，契约法就像一部宪法，而具体的契约则像在宪法下颁布的法律。[14]英国19世纪最伟大的法官之一乔治.杰塞尔爵士宣称：“如果有一件事比公共秩序所要求的另一件事更重要的话，那就是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应拥有订立合同的最充分的自由权利。如果他们所订立的合同是自由的或自愿的，那么，就应当认为这些合同是神圣的，并应由法院强制执行。”[15]美国最高法院在1897年奥乐盖耶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判决中声称，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提到的自由包括了公民缔结所有能够成为适当的、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契约的自由。[16]契约自由原则成为近代西方契约法的核心和精髓，并被奉为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三、 二十世纪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
《法国民法典》诞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因此契约自由原则也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特别强调个人本位的思想。尽管《法国民法典》在契约或合意之债的一般规定中就把债的合法原因作为债合法成立的前提，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有所限制，但为了达到鼓励人人参加自由竞争的目的，《法国民法典》中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很少的。也就是说，当事人的合意是产生一切权利、义务的基础，其他任何人包括国家都不能干预基于当事人自由意志所产生的合意，法律的规定只起到补充当事人合意的作用，法律的一切规定都只是为了满足当事人合意的实现。《德国民法典》诞生于垄断时期，其注意到了由于当事人的经济实力不均衡带来的表面平等下的事实的不平等，规定了有关善良风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原则作为对契约自由原则的限制，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当时受到的种种的繁琐限制，也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未能改变法典整体的自由主义特色。从整体上看，该法典仍然是19世纪以契约自由为核心的立法文件，是“一个历史现实的审慎的终结，而非一个新的未来的果敢开端”。[17]尽管如此，这些规定还是为20世纪契约法的变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自20世纪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时期，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逐步加强，其中法律的中心观念也逐渐由个人移向社会。法律上的自由主义为逐渐增长的国家干预主义所代替。契约作为调整经济基础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手段，也不可能逃避这种变化。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应运而生，认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是产生危机的原因，主张扩大政府经济职能，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采纳了凯恩斯主义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依据，从对经济的自由放任转向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契约自由原则因国家干预经济的加强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可以说，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是本世纪以来合同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18]
强制性合同的出现正是这一变化的集中体现。在强制性合同中，强制力量源于法律规定，基于社会整体利益，人们必须承担订立某些合同的义务。在德国这种强制性合同被称为强制契约或契约缔结之强制。如在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服务事业，公用事业单位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要约，无重要事由不行拒绝；再如，对从事公证人、医师、药剂师、护士等职务的人，由于其职务具有公共性或公益性，因此不得滥用其职务拒绝他人正当缔约要求。[19]在法国，法律规定的强制性合同有的取消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保留了当事人选择合同相对方的自由。如根据其实施的行为或从事的职业，法律强制某些特定的当事人实施责任保险，但当事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选择其相对方当事人。有的强制性合同保留了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但不允许当事人对相对方进行任意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是1972年546号法律，这一法律规定，当事人拒绝雇用某人，如果是基于“出身，或基于其属于或不属于某一种族、某一民族、某一人种及某一特定宗教”等，当事人将受到刑事制裁。还有的强制性合同当事人不订立合同的自由和选择相对方的自由都被取消，即当事人不仅必须订立合同，而且只能与特定的人订立合同。如1948年9月1日法律第59号令规定的情况下，所有人被强制依照一定条件，“同意将房屋出租给先前因子女多而被拒绝的家庭，并与之订立至少为其3年的租赁合同。”[20]
自本世纪中期起，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掀起了保护消费权益的热潮，各国立法者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总是给予越来越充分的重视，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宗旨的各项法律相继出台。这些法律，在不同程度上否定了意思自治的基本观念，限制了契约自由的适用范围。如法国1978年1月10日78-23号法律第35条规定，“有关合同的价格及其付款方式、标的物质量及其交付方式、风险负担、违约责任以及保证责任的范围、合同的发行条件、合同的撤销、变更以及解除等条款中，凡属于违背法律的特别规定，基本滥用经济权利而强加给消费者的，或者给予滥用一方以不正当经济利益的，均因滥用权利而归于无效。”[21]又如英国1994年的消费者合同不公正条款规则规定，任何不公正的条款对消费者没有约束力。只要与诚信的要求相违背或必将导致当事人双方合同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并且这种不平衡是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就属于不公正条款。[22]
标准合同，也称格式合同、附从合同[23]，是进入20以来出现的一种常见的契约形式。随着商业的高速发展，一批在经济上具有绝对垄断地位的新的企业形式，如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产生了，由于他们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因此常常采取这种合同方式。在与他们订立合同时，小企业、消费者看似是自愿与其订立合同，实质上则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这种实力不对等的当事人双方订立的合同，只是表面上的契约自由，而在实质上则是则丧失了契约自由，从而导致了不公正的出现。为此为了社会利益的均衡，国家不得不介入到契约的订立过程中来，对标准合同的一般条款加以限制，从而实现当事人公平参与交易的利益平衡。在日本，为了保证标准合同的公平性，一般通过两个途径对标准合同进行规制。一是在合同成立阶段上，合同约款是否已经通过当事人的合意而成为合同。二是通过对约款的解释来确保内容合理。[24]法国在1981年和1985年的两项法律就人身保险合同和集资合同的订立程序、保险人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及人身保险合同与集资合同的透明度作了规定。[25]美国、加拿大的一般作法是：第一，制定产品质量标准，明确卖方的瑕疵担保责任；第二，增加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义务。制定格式合同的一方负有提请对方注意免除责任条款的义务。第三，明确格式合同中某些条款无效。如免除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责任的条款无效；第四，当事人双方对格式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时，应当作出不利于制定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26]
除上述限制外，西方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中确认了公平、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作为漏洞补充条款，赋予了法官以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根据上述原则变更、解释、补充合同内容，或确认合同条款的效力，从而尽可能协调各种利益和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生活秩序。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302条规定：“如果法院作为法律问题发现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条款在制订时显失公平，法院可以拒绝强制执行，或仅执行显失公平部分之外的其他条款，或限制显失公平条款的适用以避免显失公平的后果。”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的是，二十世纪契约自由原则虽然受到了某些限制，但是作为一般原则的契约自由原则仍然存在，并在一切依然遵循这一原则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仍然是合同成立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法律上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只是为了在保障社会利益的前提下，确定了当事人行使这一权力的范围和形式，以弥补绝对的契约自由的不足。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民法中最基本的原则，我们对此不必持有怀疑，正如法国学者让.卢克.沃倍尔教授在评价强制性合同时所说：“认为现代法律中，契约自由原则已经完全被强制性合同所抵销，如同否认强制性合同的重要性一样，同样不是现实主义的态度。”[27]
四、我国契约自由观念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民法中，实质上也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但其发展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西周至汉代的典籍中所见的契约分三种，称为傅别、质剂和书契，当时的契约仅注重其制定的形式和考虑其在财产争讼中的凭证作用。至于契约的协议性质，立约双方的合意等如罗马法一样是不考虑的。南北朝至唐朝时期国力强盛，对外的贸易往来频繁，为契约概念发生质的变化提供了条件。当时契约的签订，已和罗马法一样，十分强调立约双方意思一致，强调协议、两和，反对强制。《北凉承平八年（公元450年）翟绐远买婢券》有“二主先和后券，券成之后，各不得返悔”字句。这是吐鲁番文书中最早见到的强调合意的契约。其中“先和后券”一句表明买卖双方先经协议，达到意见一致后才制定契约。“不得返悔”表明契约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就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反悔。强调契约合意的“和同”、“两和”和反对契约“不和”的字样不仅大量见于唐代契约，而且正式出现在国家法典中，因此，唐代的契约概念中已有了契约自由的某些含义。[28]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封建传统文化中以义抑利、重农抑商、少私寡欲对人们的影响极为深刻，在此条件下，契约自由所要求的大量活跃的交换主体并不存在，其对于作为商品经济状态下市场灵魂的契约是极少欲望的。而且，中国从公元2世纪秦朝起，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封建专制统治体现的是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广大劳动者阶级与地主、家主、官府都存在着不同形式的人身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也正是在这种专制统治下，中国古代形成了着官工官商的传统，也就是说重要手工业和近代工业部门都是由官府垄断，运输、销售环节都是由官府控制，物价也是由官方制定，因此造成私商的萎缩，契约自由不存在生存的土壤。此外，作为中国古代法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重刑轻民的传统，作为民法基本理念的契约自由不可能受到重视，这也决定了契约自由只能在中国古代只能是一种思想而不可能成为一项被广泛适用的原则。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外国法律被介绍至我国，资产阶级思想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民族资产阶级力量薄弱，作为资产阶级原则之一的契约自由原则也不可能得到普遍的接受与发展。直到南京国民党政府统治间的1929年10月至1931年5月，颁了民法总则、债权、物权等五编，契约自由思想在此法律中得到体现。但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社会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由于连年战乱很不发达，该法律中仍然遗留了许多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历史痕迹。
我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集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对经济实行政府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管理，在合同法律制度中也一直强调以计划为主的原则。由于契约自由原则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合同当事人间才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因此享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条件。而在计划经济下，往往是一个主体隶属于另一个主体，如企业隶属于行政机关，企业的生产、经营、销售都要翟服从于上级的行政计划，因此在经济关系不根本就没有自主性可言。甚至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基本的生活消费者的凭票供应，也是则指令性计划安排的。因此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合同自由。在当时，合同自由原则甚至作为资产阶级民法理论被加以批判。1981年我国颁布了经济合同法，尽管该法强调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中应当依据自愿平等、协商互利的原则，但受当时集中型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经济政策的影响，该法也特别强调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许多方面必须遵守国家计划，或接受国家行政机关的干预，并且在第4条中将遵守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要求作为订立合同的一项基本原则，第7条也确认凡违反国家计划的合同为无效合同。可见，该法对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作出了极为严格的限制。换言之，计划原则较之于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得到了更充分的尊重。[29]合同自由原则在该法中未得到确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国家缩小指令性计划的适用范围，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适当的干预，正是在这个前景下，我国于1993年对经济合同法进行了修改，此次修改的重点就是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减少计划的适用范围和行政干预，扩大当事人的合同自由。因此，对原经济合同法涉及计划的条文作了重大的删改，仅保留了2条有关计划的条文，如根据第11条规定我们仍可以看出国家有根据需要向企业下达指令性计划的权利。而将原第4条改为“订立经济合同，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将第7条改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这也就意味着我国的合同法中计划原则在其中的地位下降，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的范围扩大了。此外经济合同法第5条规定：“订立经济合同，应当遵循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任何一方不得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涉。”也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此外技术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技术合同应当遵循自愿平等、互利有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涉外合同法第3条规定：“订立合同，应当依据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合同自由的精神中这三个合同法中得到了体现了。由于当事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合同自由虽未能作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加以确立，但这些规定为统一合同法中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计划在经济生活中的干预已经极为弱化，在现实生活中，合同自由的观念已逐步形成，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并充分保障合同当事人所享有的合同自由，才能充分鼓励市场主体从事广泛的交易活动，市场经济才能得到发展。因此顺应现实的要求，1999年颁布的合同法中第4条规定：“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行非法干预。”这一条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尽管有的学者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合同自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鼓吹的绝对的自由，因此将这一条定义为自愿原则，以视与资本主义的契约自由原则相区别。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目前，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存在绝对的契约自由，契约自由也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自由，因此，只要法律是以保护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为主旨，当事人意思表示仍是合同成立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最根本、最有活力的因素，也就体现了合同自由。因此，自愿原则本质上是合同自由原则的另一种表述，或者说其表述的就是合同自由原则。[30]我国合同法实际上已经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
我国的合同自由原则并不排除对合同的适当限制。如法律规定对某种合同当事人负有承诺的义务，非有重大事由，不得拒绝订立合同。如电力、邮政、煤气、铁路运输等公用事业单位，不得对顾客提出的缔结合同的请求予以拒绝。再如，为了限制垄断，平抑物价，保护正当的竞争和消费者的权利，国家制订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当事人涉及缔结这样的合同予以限制。我们说，这些限制，并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交易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合同自由原则的实行。[31]在现代社会中，我国也出现了大量的格式条款合同（标准合同），也了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合同法在第37条至第39条，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确立了诚实信用、公平、平等、等价有偿等以实现合同正义，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使其能够根据合同关系的具体情况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经济上的弱者，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注释：
[1]马俊驹、陈本寒：《罗马法上契约自由思想的形成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会1995年版，第341页。
[2]周楠著：《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64页。
[3] [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81页。
[4]同[1]，第345页。
[5]同[3]，第189页。
[6]同[1]，第348页。
[7]同[3]，第97页。
[8]苏号朋：《论契约自由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其价值》载于《法律科学》1999年第5期 第88页。
[9]姚新华：《契约自由论》，《比较法研究》1997年第3期，第22页。
[10][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页。
[1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12]李仁玉、刘凯湘：《契约观念与秩序创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
[13]同[8]，第91页。
[14]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第314页。
[15]同[8]，第92页。
[16][美]伯纳德.瓦施茨著：《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
娄底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娄底经济开发区、万宝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各局委、各直属机构：
《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八月十二日
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规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行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与完整，维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省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政策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本市辖区范围内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社会保险基金，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和生育保险基金。
社会保险基金按险种分别建账、分账核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单独的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位或个人均不得挤占、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预算。
第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是指对全市基金管理情况和基金资产质量进行监督。市人民政府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主体，其监督对象是：全市基金管理机构(基金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基金的运作行为，即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基金征收行为、管理行为、支付行为和财政专户的管理行为；执行国家各项社会保险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第五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以行政监督为主导，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稽核、自我监督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是指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市监察局、市审计局、市卫生局、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分别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
基金管理机构内控自律自我监督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内设的审计、稽核机构实施的管理和监督。
社会监督指社会各界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管理制度和安全责任制，其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基金安全负主要领导责任，各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对其职责内的基金安全负主要领导责任，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为基金管理第一责任单位。
社会保险基金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征收单位、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应当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保证社会保险基金安全。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社、财政、税务、卫生、审计、监察部门和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
人社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监督工作，负责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支付进行监督；对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应建立反欺诈工作制度，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账户转移、继承，丧葬费、抚恤金支付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过程中弄虚作假的，进行防范和调查处理。
人社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制度，防范和依法查处骗取、冒领社会保险金的行为。负责对本辖区内用人单位的社会保险事项进行稽核审计检查。稽核审计出少报、瞒报缴费基数和缴费人数的，应责令改正，将社会保险费少缴部分收缴入库，并由人社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财政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基金收入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对基金预决算进行审核。
人社和财政部门应规范对社会保险基金账户的管理。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收入户和支出户只能在同级财政和人社部门共同认定的同一个国有控股银行分险种各开设一个账户。
税务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费的代征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审计部门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基金收入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
监察部门负责对相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严肃查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规违纪行为，依法依纪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负责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加强对基金账户的开立和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社会保险基金财务报告、账簿、凭证等有关会计资料应当真实、完整，并按规定进行保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当定期相互核对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其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要每月核对社会保险费代征情况；财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每月核对财政专户余额情况，以确保社会保险基金收支账表、账账、账实相符。
第九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费代征单位、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应当建立健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内部监控制度，做好防范风险工作。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核制度，防范各种违法违规行为。
第十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公开社会保险登记、待遇申领的手续和程序以及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等社会保险信息。应当每年至少向参保人发送一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通知单；每年定期向社会公布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接受社会监督。参保单位和个人有权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查询本单位或者本人社会保险缴费、待遇支付以及个人账户记录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提供查询服务。
第二章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
第十一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应遵循客观、公正、合法、高效的原则。
第十二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包括以下内容：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
(二)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内部监控制度建立和执行情况；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执行情况，有无挪用社保基金平衡财政预算行为；
(四)社会保险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及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的核定、收缴、支付、上解、下拨、存储和调剂情况；
(六)社会保险基金在国有商业银行开户及存款计息情况；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财政部门、国有商业银行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期末余额情况；
(七)基金管理或经办机构有无将社会保险基金用于购置固定资产和风险性投资的情况；有无截留、减免、挤占、挪用、贪污或借用社会保险基金行为；
(八)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主要负责人离任时，对其负责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
(九)其他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情况。
第十三条 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的内部监督，并将发现的问题及时报主管部门。
同级和上级人社部门要对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包括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户、社会保险基金支出户、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账户收支和结余情况)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方式包括现场监督、非现场监督和临时抽查。
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情况的实地检查。现场监督分为定期监督、不定期监督和对按规定受理的举报案件的查处。
非现场监督是指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报送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报表和有关数据资料进行的检查、分析。非现场监督分为常规监督和专项监督。常规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定期报送基金监督报表进行；专项监督通过被监督单位按监督机构的要求报送专项数据资料进行。在非现场监督过程中发现被监督单位存在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应实施现场监督。
临时抽查可采取不提前通知或其他形式。
第十五条 对现场监督或非现场监督发现问题并需要整改的被监督单位，由人社部门提出监督处理意见。
监督机构对被监督单位执行监督处理意见的情况，应当进行监督。
第十六条 基金监督机构对在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处理，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专项监督。
(一)发现管理薄弱环节和漏洞，应当及时督促加以弥补，避免发生基金管理风险，防患于未然。
(二)在基金管理风险发生过程中要采取措施加以制止，避免基金损失。
(三)对基金管理已发生的风险，如挤占、挪用等应及时查处并督促限期归还。
第三章 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职权
第十七条 成立娄底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监委会”），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监委会主任由市政府相关领导担任，成员由市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保人代表、工会代表和有关专家组成。监委会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市人社局，具体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协调等事项。
第十八条 监委会的主要职责：
(一)统筹全市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督促落实社会保险基金安全责任制；
(二)统筹、协调、指导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对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经办机构的监督工作；
(三)召开监委会会议，听取社会保险基金监督部门的工作报告，研究审定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监督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并督促有关部门处理；
(四)依法组织对社会保险基金征收、支付、结余和运营等情况的监督检查，也可委托中介机构进行审计调查；
(五)公布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和监督情况；
(六)组织协调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使用中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调查；
(七)对全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工作实行目标考核和奖惩，对先进单位给予一定奖励；
(八)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被监督单位提供或报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财务收支计划、预算执行情况、决算、财务报告，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二)查阅被监督单位与社会保险基金有关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的资料；
(三)就监督事项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并取得有关证明材料；
(四)对被监督单位隐匿、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五)对被监督单位转移、隐匿社会保险基金资产的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六)对被监督单位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法律、法规的其他行为予以纠正或制止。
第二十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计划，定期收集和分析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使用情况，针对问题提出对策；组织对全市基金监督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
第二十一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实施监督时，应当由2个以上监督人员共同进行。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其监督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保守秘密。
第二十二条 各级社会保险基金经办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搞好社会保险基金的稽核、内审、自查自纠；
(二)配合有关行政监督、审计部门搞好社会保险基金执法检查、现场监督，为开展非现场监督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
(三)抵制并纠正挤占、挪用社会保险基金等违规违纪行为。
第四章 受理举报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就社会保险基金收支、管理方面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检举、控告。县级以上各级人社部门负责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的机构具体承办举报受理和办理工作，并应当开设社会保险基金监督电话，向社会公布监督电话号码、传真号码、通讯地址、邮政编码和受理举报的范围，并为举报人提供其他便利条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压制或打击报复举报人。
第二十四条 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受理当面举报，应当做好笔录。受理电话举报，应当如实记录。受理电报、传真、信函和其他书面形式举报，应指定专人拆阅、登记。对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举报，监督机构应当告知举报人向有受理权的单位反映，或者将举报材料及时移送有处理权的单位。
第二十五条 凡符合受理范围的举报，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办结。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超过60日。
第二十六条 被监督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责令改正；审计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按照审计执法程序和处理处罚规定进行处罚；拒不改正的，由社会保险基金监督机构及时移送纪检、监察部门，根据相关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截留、挤占、挪用、贪污社会保险基金；
(二)擅自增提、减免基金的行为；
(三)未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含利息收入)及时存入财政社会保险基金专户并足额入账；
(四)在社会保险基金中列支工作经费；
(五)随意扩大社会保险基金开支范围和项目标准；
(六)拒绝、阻挠监督人员进行监督的；
(七)拒绝、拖延提供与监督事项有关资料的；
(八)隐匿、伪造、变造、毁弃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以及其他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有关资料的；
(九)报复、陷害监督人员或举报人员的；
(十)其他违反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行为。
第二十七条 不符合享受社会保险待遇条件，骗取社会保险金的，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责令退还；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监督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