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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4年5月12日湖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994年5月12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康 复
第三章 教 育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六章 福利与环境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以下简称《残疾人保障法》）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残疾人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
第三条 凡本省境内的残疾人，除持有国家有关部门颁发的伤残证件者外，经县（含县级市、省辖市的区，下同）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医疗机构按照国家规定的残疾标准鉴定后，由县残疾人联合会核发《残疾人证》。残疾人凭证在本省范围内享受本办法所规定的有关待遇。
革命残疾军人，因工致残人员凭有效证件，除享受本办法所规定的待遇外，还可以享受国家和省所规定的其他待遇。
第四条 残疾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方面享有同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禁止歧视、侮辱、侵害、虐待残疾人。
残疾人应自尊、自信、自强、自立，遵纪守法，履行应尽的义务，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本行政区域内的残疾人事业。应采取各种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实现，并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统筹安排，使残疾人事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相应地协调发展。残疾人事业所需经费应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并根据当地国民收入与财政收入增加的水平逐步增加。
政府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规定，履行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残疾人工作。
县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加强组织领导，负责协调、督促、检查《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的贯彻实施。
第六条 各级残疾人联合会代表残疾人的共同利益，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承担同级政府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做好残疾人事业的宣传工作，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爱护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
（二）协助政府研究、制定、实施残疾人工作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和计划，承担政府委托、交办的有关残疾人事业的工作任务；
（三）协同有关部门做好残疾人的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文化生活、福利和社会服务等项工作；
（四）协同有关部门开展残疾预防工作；
（五）负责残疾人事业募捐和基金管理工作，负责管理并扶持发展福利企业和其他为残疾人事业服务的经济实体；
（六）联系、团结残疾人，积极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残疾人的意见和要求，做好残疾人思想教育工作；
（七）开展残疾人工作的经验交流活动，参与有关的国际交流合作活动。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发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养成“助残光荣”的良好社会风尚。
所有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含集体、私营性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各类经济组织，下同）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应当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的义务，做好本单位的残疾人工作，并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助残活动。从事残疾人工作的人员，应当热爱残疾人事业，忠于职守，努力
做好残疾人工作。
残疾人的法定扶养人必须对残疾人履行扶养义务；残疾人的监护人必须履行监护义务。禁止虐待和遗弃残疾人。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开展残疾预防工作，加强对残疾预防工作的领导，宣传、普及优生优育和预防残疾的知识，对遗传缺陷、疾病（含地方病）、环境污染等致残因素，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第二章 康 复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卫生、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制定的康复计划，采取康复措施，帮助残疾人恢复或者补偿功能，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
第十条 省和地、市、州及有条件的县应当逐步建立残疾人康复机构，开展康复医疗与训练、康复工作人员培训、康复科学研究和技术指导工作。
医学院校的主管部门应当有重点地选择部分院校设置康复专业或者开设康复课程，培养培训各类康复专业人才。
第十一条 省和地、市、州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应当定期共同组派专家医疗队，到技术力量薄弱的地方为残疾人进行康复医疗，并对当地残疾人康复工作进行技术指导。
县以上所属综合医院应当设立康复科室，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服务。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和指导医疗预防保健机构、社区服务机构、残疾人组织、残疾人家庭和其他社会力量开展辖区范围内的康复工作。
提倡和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兴办残疾人康复站、精神病工疗站、残疾儿童寄托站等设施。
第十三条 省和地、市、州应当建立残疾人用品用具供应服务站，各县应当逐步建立供应服务点，负责残疾人康复器械、生活自助器具，特殊用品和其他辅助器具的供应和维修服务。
第十四条 残疾人进行康复医疗，经济确有困难的，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给予救济或者补助。

第三章 教 育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残疾人教育作为本行政区域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加强领导，统一规划。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在普通学校中开办残疾人教育班，或组织残疾学生随班就读。
第十六条 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机构，应当严格按照《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有关规定招收残疾人就学，不得拒绝。
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第十七条 教育行政部门、社会和家庭应当积极采取措施，使具有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教育行政部门对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免收学费，并根据实际情况减免杂费。
第十八条 教育、劳动、民政等有关部门，残疾人联合会以及残疾人所在单位，应当协同抓好在残疾人中扫除文盲、进行职业培训和其他成人教育的工作。
鼓励残疾人自学成才。
第十九条 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教育班的教师应当经过专业培训。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有计划地在高、中等师范院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或特殊教育师资班，培养特殊教育工作人员。普通师范院校可开设特殊教育课程或讲授有关内容，使其毕业生掌握必要的特殊教育知识。
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和手语、盲文翻译人员均可享受特殊教育津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满25年并在特殊教育岗位上退休的，特殊教育津贴可计入退休金。
第二十条 特殊教育的办学经费，由政府纳入当地教育规划，统筹解决，并按教育经费增加的水平逐年增加。特殊教育经费在教育事业费中专项列支，专款专用。
鼓励社会力量举办特殊教育学校和捐资、捐物助学。

第四章 劳动就业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人劳动就业统筹规划，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达到法定就业年龄、生活能够自理的残疾人，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针，多渠道、多层次、多种形式安排其劳动就业。
第二十二条 民政部门、残疾人联合会和街道办事处及其它社会组织，应当大力兴办残疾人福利企业、福利事业，安排残疾人就业。
政府有关部门对残疾人福利性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积极给予扶持，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
第二十三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按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凡达不到比例要求的，按规定交纳一定数额的残疾人就业金。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具体办法以及交纳残疾人就业金的数额、方式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二十四条 有关单位对基本符合其招收、招聘条件的残疾人，应当录用；国家分配的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残疾毕业生，有关单位不得因其残疾而拒绝接收。在残疾职工转正、晋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应当一视同仁。
企业被兼并、撤销、解散或破产时，其主管部门应当安排好残疾职工的生活，并创造条件使其重新获得就业的机会。
第二十五条 鼓励残疾人自愿组织起来从业或者自谋职业。
对于申请从事个体经营和开办私营企业的残疾人，工商行政部门应当优先核发执照，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在场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税务部门应按国家规定给予税收减免。
残疾人应当在法律和社会公德所允许的范围内从事职业活动。
第二十六条 对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其他形式劳动的农村残疾人，农村基层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生产服务、技术指导、生产资料供应、农副产品收购和销售以及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和照顾。
村民委员会应采取村民互助合作等形式，帮助残疾人解决生产中的具体困难，对从事农业生产困难较大的残疾人，应安排力所能及的公益性辅助工作；对耕种口粮田困难的残疾人，应动员、组织村民帮助耕种。

第五章 文化生活
第二十七条 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兴办残疾人活动设施，努力满足残疾人的精神生活需要。
残疾人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应当面向基层，适应各类残疾人的不同特点和需要，使残疾人广泛参与。
第二十八条 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反映残疾人生活，为残疾人服务。
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聋人读物、弱智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积极兴办盲人有声读物图书馆，开办电视手语节目，在部分影视作品中逐步增加字幕、解说。
第二十九条 鼓励创作和出版反映残疾人生活和残疾人事业的作品。鼓励残疾人进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性劳动。
第三十条 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和扶持残疾人参加特殊艺术演出和特殊体育运动会，参加国内和国际性比赛和交流。
残疾职工参加特殊艺术演出和特殊体育运动，所在单位应当在假期、工作、待遇等方面给予照顾。
第三十一条 文化、体育、娱乐和其他公共活动场所，应当为残疾人提供方便，予以照顾。

第六章 福利与环境
第三十二条 残疾人贫困户，应优先列为扶贫对象，有关部门和组织应给予重点扶助。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依无靠的残疾人，城镇的由民政部门给予救济，农村的列入“五保”供养，生活不能自理的，可由当地福利院收养。
残疾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自治组织、残疾人家庭应当鼓励、资助残疾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第三十三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视农村残疾人的残疾程度和家庭困难程度，减免本人或其家庭的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及部分提留款，其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期间的学杂费应予减免，以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活。
第三十四条 公共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人优先提供服务并给予适当的特别照顾：
（一）盲人和下肢残疾的人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含市内专线车）、电车和轮渡；
（二）残疾人必需的辅助器械，应当准予免费携带；
（三）免费邮寄按水陆运送平常信函方式寄送的盲人读物；
（四）残疾人到文化、体育、娱乐场所，准予优先购票，优先入场，公园在法定节假日期间对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开放；
（五）残疾人随身必备的专用车辆，存车处应免费存放；
（六）残疾人到医院就医，优先挂号、就诊、取药。
第三十五条 残疾人符合现行“农转非”政策需要到城镇投靠落户的，公安部门应当在当地“农转非”计划指标内优先解决。
第三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每年的全国助残日和其他适当时机，组织机关、团体、部队和企业事业单位开展扶残助残活动，并推动“国际残疾人日”活动的开展。
第三十七条 凡新建、扩建、改建公用设施、公共建筑、公共场所时，应当根据国家有关方便残疾人的规定，进行无障碍设计和建设。

第七章 奖励与惩罚
第三十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残疾人和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发展残疾人事业、为残疾人服务做出显著成绩的集体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九条 违反《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造成残疾人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失、损害的，依法赔偿或者承担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履行对残疾人扶养、扶助、教育义务的；
（二）歧视、侮辱、侵害、虐待、遗弃残疾人的；
（三）破坏、损毁残疾人专用的公共设施的；
（四）挪用、克扣、截留、侵占、贪污残疾人的教育、康复、救济、福利和减免税款、社会捐赠等资金或者物资的；
（五）有其他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行为的。
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被侵害人或者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主管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行政隶属关系，由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对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提出批评、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
（一）拒绝符合规定的残疾人报考、入学、就业，当事人或其亲属、监护人要求处理的；
（二）擅自辞退、开除残疾职工、学生的；
（三）安置残疾人达不到规定比例、拒绝交纳残疾人就业金的；
（四）拒不执行《残疾人保障法》和本办法规定的优惠政策的。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按《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办理。

第八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4年5月12日
法学研究应倡导“盲人摸象”

段兴焱

“盲人摸象”是一则老掉牙的佛经寓言，《汉语成语词典》解释道：几个盲人摸大象，摸着腿的说大象像根柱子；摸着身躯的说大象像堵墙；摸着尾巴的则说大象像条蛇，相互争论不休。宋代道原《景德传灯录》据此有云：“众盲摸象，各说异端”。后人用来比喻仅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以偏代全，妄加揣测。
千百年来，国人对“盲人摸象”定义“以偏代全、妄加揣测”似乎从来以为天经地义的，竟无人对此“各说异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以笔者愚见，“盲人摸象”正是人们以自己的体验、从自己的视角，对事物作出一种自己分析判断的方法，这种分析虽不失片面，但绝对是一个人真实的看法和观点。须知，没有片面，就不会有全面，盲人把象的一部分当成象的整体诚然是片面的，但由于每一次片面都发现了象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是以前所没有接触到所发现的，这就是对事物新的认识、新的观点，当所有的盲人把象的每一部分组合起来，就发现了一只大象的整体，亦即全面的东西。
片面的东西往往是深刻的，因为这种片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而这一点恰恰是以往所谓全面的东西中所未容纳的，譬如说，孟德斯鸠之“摸”寻法意，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贝卡里亚之“摸”建公理，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黑格尔之“摸”求理性，是片面的，但绝对是深刻的等等，在人类思想史上，正是这一点点片面才构成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深刻的片面其实总是要突破平庸的全面的，在旧的全面面前，它是显得多么的叛逆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片面与我们无缘之时，深刻也就离我们远去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说过：“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对于“摸象”的“盲人”来说，又有多少人能“解其中味”？以我们现代刑法理论研究为例，似乎正在以一种全面折衷与调和的形式出现：汲取古典学派和实证派之所长，形成所谓的综合理论，如所谓二元论的理论：犯罪本质二元论、刑罚目的二元论、罪刑关系二元论等等。诚然，在我们身边，亦不乏甘于“盲人摸象”的，著名的法学博导何家弘，就长年累月坚持“摸象”不止，只及一点不及其余，于是便有了今天的集律、法、文之大成。但纵观今日中国整个法学研究领域，不难发现，仍有太多的地方只是限于对貌似公允、全面的东西敞开门户，而对一个个看似浅陋、片面的“摸象”之“各说异端”拒之千里。
法学研究既需要理论家，也需要实践者，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法学“盲人摸象”者，是必要的、亦是有所作为的。因为惟有成千上万个“盲人摸象”，才能构建起整个中国法律“大象”的丰碑。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人长期以来要嘲讽片面而热衷于全面呢？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们的法学“盲人”们无“摸象”之缘、无“各说异端”呢？粗究起来，笔者以为：

一、中国法律传统权利精神的贫瘠，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神经衰弱，“摸象”不足，“惧象”有余。

中国的传统法律是离不开统治者、离不开国家、离不开用刑法手段处理民事关系的。在古代文献中，只有刑、法、律互训，如《尔雅·释诂》云：“刑，法也”，“律，法也”；《说文》道：“法，刑也”；《唐律疏议·句例》则说：“法，亦律也”，三者的核心都是刑，而无权利、正义于其中。古代的这种法，源于君主的意志，从属于专横的权力，以刑为标志，一方面既窒息了国人的人性，另一方面又窒息了从事法律研究者的思想，于是，中国古代的法学研究最成熟、最全面的表现往往不是法律常识和条文法律，而是孔孟的“仁学攻心术”、“德治”、“仁学”的“无法之法，乃为至法”，除此之外，“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至于有人胆敢“盲人摸象”，指出它是“法自君出”，旨在统制臣民，则是万万不可的。因为在统治者眼里，正是这种防范、镇压臣民“犯上作乱”的法才是最全面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根本大法，其余的统统不过是“各说异端”，除非你不想活命，否则，是谁也不敢“盲人摸象”而“妄加揣测”的。

二、中国法律传统的排外思想，使得法学研究者天生的自欺欺人，“毁象”有余，“摸象”不足。

就在中国传统法律以人治和专制为核心且代代相传之时，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地就有了其内容涉及各城邦各个时期的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如条约、契约、法院判决等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先进法律，即便是以今天的目光来看，其仍不失为民主国家的法律观，是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国家相继步入“启蒙时代”，展开了民主与贵族特权的较量、公正与暴政的较量，产生出诸如从探讨法意的孟德斯鸠到关切目的的李斯特；从建构公理的贝卡里亚到诉诸理性的黑格尔；从古典学派到人类学派，再到社会学派等一大批涉及各个方面各个阶层“摸象”的法哲大师，以至于今天的西方，形成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全面的民主法治社会和公民法治意识。
与此同时，中国的法律研究者却始终无缘或无心与这些先进的法律知识“接轨”，他们要么还陶醉在董仲舒所描绘的从“天人合一”到“天人感应”中国法律的“象”境里，对外来的“象”很是不屑一“摸”的，以为泱泱中华，自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不议”自是“不摸”；要么即便是“摸”了一番，亦要“王顾左右而言它”，而绝对不敢“妄加揣测”的，偶尔“各说异端”，亦几乎异口同声地变成“前进中的不足”，致使到头来，中国的法律似马非马、似象非象。直到二十世纪，日本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还从诉讼形态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文化考察中这样评价：“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

三、新中国成立后对司法的传统定位，使得法学研究者们如履薄冰，“视象”有余，“摸象”不足。

20世纪初，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与专制皇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给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新时代，但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的传统势力根深蒂固，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丧失了一次历史机遇，而被蒋介石的一党专政和“以党治国”的独裁统治所取代，这其中，法学研究过程中的“盲人摸象”几乎难觅踪影。
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法治进程一日千里，但由于我们把司法机关角色的传统定位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定位于“为中心工作服务”，从土改、反右、大跃进、四清到今天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具体到重点保护投资大户，莫不如此，致使新中国的民主法治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程。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并将它纳入宪法，才使国人真正开始告别人治的历史。半个多世纪来，尽管许多法学研究者坚持“摸象”不止，但更多的人无非是隔岸观“象”或在“象”的旁边擦擦边球，而鲜有“各说异端”的。个中最重要的因素，大概是面对新旧交替之时，“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比如，仅一个“人权”二字，即从闻所未闻、到闻之色变、再到举国公认并写入最新修改的宪法，当中就不知有多少法学研究者视而不见、见而不“摸”、“摸”而不“揣”。
“任何一个新思想新理论，在开始的时候总难被人理解，嫩弱的新芽也总易被人摧折，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规律”(郭道晖《法的时代挑战》)。邓小平有句名言，叫做“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正所谓“盲人摸象”。世界各国法治的突飞猛进的事实，已给我们每一个法学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的信念，有为民众争权利理想，有为国家行法治责任，有执着的学术追求的毅力，善于和勇于“盲人摸象”。中国要真正建设成为法治国家，尚要走过一个很长的的路程，我们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和步骤，亦需等待众多的法学研究者们去积极“盲人摸象”，并即时为国家的法治进程“各说异端”。据此，笔者以一孔之见，认为今后的法学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盲人摸象”。
一、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制约权力的法”。中国自古以来，主张“德治”的儒家和崇尚“法治”的法家，几乎都认定人民不具备自我管理的能力，而应由具备“管理能力”的统治者来支配，这样的政治观、法治观，可以说是整个东亚国家都还残留的观念。在中国，作为一个法学研究者，在否定法律为“统治工具的法”的同时，对“依法治国”的理解，是依法制约“政府和官僚”？还是依法“管理社会和公民”？在“制约权力的法”当中，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主体承担者？谁是“制约权力的法”的抵御力量？中国的民众在“制约权力的法”中又能充当什么样的角色？中国怎样形成一个多元结构的市民社会等等，都需要人们去“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
二、法治的建立，离不开司法的“独立、公正”。在还被人称之为“中国的法院是政府里面的法院，而西方的法院是政府旁边的法院”的今天，中国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政府，司法活动的不独立、不公正，一方面造成民众对司法的不信任，进而尽可能远离官府，厌讼之风盛行；另一方面，民众又迫切企盼官员们个个都是“青天大老爷”，以“天理”、“民愤”断案。另外，司法系统的诸多问题如刑讯逼供导致屈打成招；刑事案件中律师代理不足导致被告人权利无从保障；鉴定体制的混乱与腐败导致证据之间的相互冲突；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导致草率断案；部分人员的腐败导致公众对无数司法人员的牺牲奉献精神视若虚伪；政府干预法庭导致人们对法律失去信任；败诉的当事人对法院的判决不理睬导致执行难等等，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们通过“盲人摸象”，“妄自揣测”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公正”，尚任重而道远。
三、法治的建立，需要纠正立法过程中的矛盾与混乱。当前，我国的立法总的趋势是朝着一个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但不可否认，立法仍有成为一个本部门本地区扩大自身利益的良机。比如，法官法是由最高人民法院起草，教育法由国家教委起草，电信法由信息产业部起草等等，尽管这些法律的起草都征求过其它部门或有关人士的意见，但更多的只是流于一种形式。2003年，河南省一起种子诉讼的案例，轰动一时，不正是由于河南省的地方种子法规与国家种子法的典型冲突的事实吗？而在真正的法治国家法律史上，通过研究、比较和协调，为社会提供统一的法律规范，一直是法学家孜孜不倦的重要研究使命。对此，中国的法学研究如何就立法的问题“盲人摸象”，就成为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法治的建立，离不开新闻舆论的法定监督。任何公共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一定的监督机制，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掌权者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进而导致腐败。从西方国家新闻监督成为“第四种权力”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的法学研究者如何“摸”出新闻监督对中国实施法治的切实可行的监督途径，是有所作为“妄加揣测、各说异端”的，因为现行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导观念，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样的体制已明显无力担当起法治建立过程中的监督使命的。
2003年，非典在神州大地肆虐，解放军第301医院的老教授蒋彦永冲破世俗的束缚，毅然向媒体最先披露实情，为挽疫情于狂澜作出了不朽贡献，此无愧为“盲人摸象”“妄加揣测”之壮举。须知，一个有良知而不敢“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沉默的好人；一个有良知而敢于“妄加揣测”的人，是为有良知的勇士。马克思说过：“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盲人摸象”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正是人们“摸”出“新思潮”、“揣测”“新世界”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是我们落实邓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在法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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