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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架构分析
　　　　　　　　　　　　　　　　　——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的反思

　　　　　　　　　　　　　　　杨伟东 国家行政学院 教授

　　时下，围绕着行政诉讼法修改的研讨如火如荼，不同版本的修订方案和专家建议稿随之浮出水面。尽管各方在《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时机是否恰切、究竟是大修还是小改等修改策略上的意见不尽相同，但是，就修改内容而言，各方关注焦点似乎较为一致。扩大受案范围、提高行政审判的独立性、放宽原告资格要求、改变经复议后的被告确定规则、增加行政公益诉讼等成为讨论的热点。但是，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架构及安排问题则很少被提及。而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为我们打破现有条文架构束缚、全面反思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本文拟聚焦于行政诉讼架构的初步分析，意在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

一、行政诉讼架构的提出及其讨论价值

行政诉讼架构是本文为分析行政诉讼制度的安排而提出的概念，主要指行政诉讼的运转基点及由此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框架。引入这一概念并非标新立异，而旨在思考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础性问题。对行政诉讼架构问题展开讨论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及实现

行政诉讼架构是行政诉讼目的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化，关乎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行政诉讼法》制定之时，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如何确定就存有争议。[1]然而，《行政诉讼法》依然作出了至今备受争议的第1条规定。依现在眼光看，该条将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与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并列为行政诉讼的目的的确存在一定问题，特别是有关维持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规定，被指与行政诉讼本质不合。这一安排固然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配套制度不健全等有关，[2]不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与行政诉讼的架构有密切关联。

正是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是以中性的审查和判定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为整体制度安排的基点，那么自然就会得出行政行为违法撤销等同于支持原告、行政行为合法维持视为维护行政权威的结论。换言之，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纯粹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强化了维持行政权力的色彩。

有充足理由预见，维护行政权力的目的不会再体现在未来的《行政诉讼法》中。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会再有争议。事实上，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二者之间虽有相当大的关联性，但“两种目的模式所隐含的理念及其所进行的制度设计可能有重大的差异”。[3]现有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的制度设计，无疑偏重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正是这一点一直遭到学术界和实务部门的批评。

（二）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安排及运转

行政诉讼既是法院和行政诉讼参加人共同活动的平台，也是复杂的程序活动。原告、被告围绕哪一基点展开争议和对峙，法院以哪一中心进行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程序各个环节的衔接和关注焦点，皆与行政诉讼的架构密切相关。是以双方之间的行政争议还是原告诉讼请求，抑或被诉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基点并安排相应的制度，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的运转。

（三）涉及行政诉讼法与行政实体法关系处理

行政诉讼与行政法的关系，不同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与民法、刑法的关系。行政诉讼是行政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说，“行政诉讼法既非单纯的‘行政法’，又非单纯的‘诉讼法’。在广义上，它是公法上的法律争议的法院程序法；同时，它也是通过各种具体裁判去实现宪法和行政法的方式。”[4]

因此，行政诉讼制度在必须与行政法安排建立起内在联系的前提下，未必需要对行政实体法亦步亦趋，而需要遵循诉讼本身的安排。例如，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不一定需要与行政主体一一对应；行政法追求行政法治秩序，“对行政诉讼而言，单是客观合法性审查还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单个法定主体层面上反映客观秩序的，主要还是主观权利…，亦即，个体…因立法性决定或者个案生效而获得的，从而他可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实施的权利。”[5]

二、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

毋庸置疑，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架构和安排采用的是纯粹的、彻底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心主义。[6]行政行为是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基石和运转的基点，即行政诉讼制度围绕行政行为建立，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行政行为是贯穿行政诉讼制度的主线，即行政行为连接法院与行政诉讼参加人的关节点，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下表是行政行为在行政诉讼各个环节或主要制度中的体现。

下表的统计表明，[7]行政行为不仅决定着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安排，而且主导着行政诉讼的展开，原告针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为捍卫（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证据，法院围绕（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事实上，《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行为的强调和倚重，甚至到了忽视原告诉讼请求的地步，并曾经给司法裁判带来了难题。[8]



我国行政诉讼确立之时，行政法制度刚刚起步，面对行政诉讼这一需要调节法院的司法权、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和公民的救济权三重互相交织的基本关系的特别场域，立法者选择并确定用（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连接三方的介质，实属不易。（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般产出，合法是行政法治的基本要求。以此为基点，既可以厘清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也可以确立司法保护公民权益的尺度。因而，《行政诉讼法》第5条所确立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以及第54条所确定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判定标准，不仅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行政实体法上的合法与违法标准的认知，更是学术界对这一认知在立法上的固化。回望行政法的发展，行政诉讼制度以行政行为合法性为中心的安排，的确对我国行政法治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9]

不过，在我国行政诉讼已确立20多年后的今天，行政诉讼是否要沿袭或复制这一架构，依然实行完全的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值得我们反思。

三、行政行为中心主义安排存在的问题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实践，现行的纯粹以行政行为为中心的行政诉讼安排已暴露出至少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能否涵盖所有类型的行政争议值得怀疑

自《行政诉讼法》引入“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以来，何谓“行政行为”聚讼至今。由于“行政行为”一词已非单纯的学术概念，而系“法律用语”，如何理解和确定行政行为的内涵和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通过的《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意见》）[10]尝试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11]然而，这一意图不仅没有达成预期效果，反而被指限缩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问题解释》）中放弃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而代之以描述。[12]在有关起草者看来，《若干问题解释》摒弃的正是《贯彻意见》所代表的过往行政法学界采用的狭义行政行为界定，而采用的是广义的行政行为，从而拓宽了行政行为的范围。由此其“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而且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授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13]

《若干问题解释》及其起草者在现有行政诉讼框架下所作出的推进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发展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同样无法消除学术界和法院对何谓“行政行为”的追问，“哪些行为是‘行政行为’或‘具体行政行为’的争议仍然存在。”[14]在广义行政行为下，当事人对行政合同、行政指导、程序性行政行为等诸多类别的行为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依然无明确的结论。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只有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相关行为的可诉性及可诉性行为的范围。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15]（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规定》）详尽列举可诉行为的范围，起草者费力解释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活动为行政事实行为，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16]为此，有学者开始了倡导推翻行政法学界一直采用的行政行为定义，用广义的行政行为统一行政行为界定的学术努力。[17]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四川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条例（修正）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


（1988年12月7日四川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四川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四川境内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提高水土保持能力，保障长江水源充足、水质良好，维护生态平衡，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法规，结合四川的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是指在四川省境内长江流域的江河发源地和集水区对植被、土壤、水源的保护。
第三条 凡在四川境内长江流域进行生产建设和其它社会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水源涵养保护必须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因地制宜，防治并重，治管结合。
长江流域各江河的开发利用，必须符合水源涵养保护的要求。
第五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强对水源涵养保护工作的领导，监督本条例的实施。

第二章 植被保护
第六条 下列地区的植被应当重点保护，除经依法批准间伐和合理放牧外，禁止采伐和损害：
（一）金沙江流域的干热河谷和岷江上游的半干旱河谷；
（二）高山峡谷的阳坡、川西北山地的阳坡和川西北高原一千亩以下的块状林地；
（三）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汉水及其流域面积在一万平方公里以上的主要支流发源地的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内；
（四）所有江河的护岸林。
上列重点保护地区林木的间伐，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第七条 主伐林区的森林采伐实行指标控制，控制指标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制订。以县为单位，年用材林采伐量必须少于生长量。
采伐一亩林木，必须更新植造一亩以上。
已采伐尚未更新的采伐迹地，由原采伐单位负责限期更新造林，并封山育林二十年，确保恢复植被。
第八条 盆周山区、川西南和沱江、涪江、嘉陵江流域的丘陵、山地，应当建立水源涵养林体系。
水源涵养体系的林木，只能进行抚育性和更新性采伐，不准皆伐。
水源涵养林体系的建立，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制定规划，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九条 盆地内各地区的乡（镇）人民政府要组织群众，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荒山、荒坡和房前屋后、植树种草，提高植被覆盖率，收益为种植者所有。
第十条 消耗木材、竹原料较大的造纸、矿山等企业，应划片定点，建立原材料基地，原材料基地的建设，由用材企业提出申请，征得当地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与土地所有者协商，签订合同，报县级以上国土管理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扩大原材料使用面积或者改变原材料基地
的使用性质。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沼气、小水电和其他能源，减少薪材采伐，保护植被。

第三章 土壤保护
第十二条 金沙江下游、嘉陵江流域等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国家统一规划负责组织进行治理。
盆地内其他各县应当有计划有步骤地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保护土壤，减少水土流失。
第十三条 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禁止开荒种植农作物。
现有二十五度以上的坡耕地，各地要从实际出发，能退耕的，要退耕还林还牧。难以退耕的和二十五度以下的坡耕地，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群众，采取挖沉沙凼、排水沟、挑沙面土等高横坡种植等措施，进行改良，有条件的，要将坡耕地改为梯田、梯土。
第十四条 边远山区各级人民政府要引导群众科学耕作，逐步改变刀耕火种，倒山轮作的耕作方式，建设固定的基本农耕土地。
第十五条 泥石流、滑坡易发区和崩山危险区，禁止开矿、挖沙、采石。
主要江河常年洪水位以上两岸的200米范围内，未经批准，不得挖沙、淘金、采石、取土。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江河两岸成片开发非耕地种植农作物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国土管理部门审核，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章 水源保护
第十七条 不得在四川境内长江流域各江河水源保护区内新建污染水源的工程。
在江河两岸不得兴建超过国家规定的排污标准的工程。对已建成的工程，所排放的废水、废渣必须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达不到标准的，由环境保护部门依法督促其限期治理或者搬迁。逾期不治理的，责令其停产或者转产。
第十八条 地下水的水源地和出水口应当重点保护，开采地下水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实行分层开采，科学管理，禁止过量开采，严禁利用污水回灌。
第十九条 鼓励节约用水和回收利用废水。城镇和江河两岸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水，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章 综合管理
第二十条 长江水源涵养保护工作，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各级国土管理部门综合协调，农牧、林业、水利、电力、地矿、交通、城建、环境保护等部门应各负其责，互相支持配合。
第二十一条 全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综合规划，由省国土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各市、州、县的水源涵养保护规划，由市、州、县国土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编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上级国土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水源涵养保护的大、中型项目，应当按照基本建设程序报批。
小型水源涵养保护的项目，由乡（镇）人民政府报经县级有关主管部门会同国土管理部门批准。所需资金由集体、个人自筹，地方给予必要的扶持。
第二十三条 加强林业、水文、气象、环境等部门监督、检测设施的管理，利用其成果为水源涵养保护工作服务。

第六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四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国土管理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小流域综合治理成绩显著的；
（二）在植被保护、土壤保护、水源保护工作中有重大贡献的；
（三）检举揭发破坏水源涵养保护工程行为，避免重大损失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国家法律、法规对处罚有明确规定的，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第六条规定，采伐和损害重点保护地区植被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或者恢复相当于被损害面积十倍以上的植被，并处以违法所得五至八倍的罚款；难以计算违法所得的，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五百元至二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直接责任
人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第七条规定，突破森林采伐控制指标的，扣减下年采伐控制指标，并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第八条规定，对水源涵养林体系的林木进行皆伐的，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皆伐面积十倍的树木，没收皆伐的全部林木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五至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十条规定，扩大木材、竹原料使用面积的，责令补种和赔偿损失，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七倍的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违反第十条规定，改变原材料基地使用性质的，责令其按合同规定恢复原材料基地的使用性质，并处以二百元至二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十五条规定，在泥石流、滑坡易发区、崩山危险区开矿、挖沙、采石的，责令立即停止其违法行为，没收开挖出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五至十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第十五条规定，未经批准在主要江河常年洪水位以上两岸的200米范围内挖沙、淘金、采石、取土的，责令停止其违法行为，没收开挖出的产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七倍的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对直接责任人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国家工作人员因失职或越权审批造成水源涵养损失的，由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有关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规定的赔偿、没收、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决定。
第三十三条 罚没收入交同级财政，应当主要用于水源涵养保护事业。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所称的四川省长江流域，是指四川省境内除红原、阿坝、若尔盖县部分区域属于黄河流域以外的区域。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有关部门和有关机关，是指国土、林业、水利、电力、农牧、地矿、交通、城建、环境保护等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实施细则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根据本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制定变通规定。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89年6月1日起施行。

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川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条例》的决定

（1997年10月17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决定
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定对《四川省长江水源涵养保护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六条第（三）项“乌江、沅江”字样和第十二条第一款“三峡库区”字样。
二、条例第三十二条修改为：“本条例规定的赔偿、没收、罚款，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决定”。
三、条例第三十四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四、删去第三十五条，以后各条依序前移。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