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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现状及创新完善构想/温录欢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22:03:22  浏览:996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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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现状及创新完善构想

温录欢


  今年3月底至5月短短一个多月来,全国接连发生了福建南平郑民生校门口杀害8名小学生,广东雷州陈康炳校园内砍伤师生16人、江苏泰兴徐玉元中心幼儿园持刀行凶事件5儿童伤势较重、陕西榆林宋利荣持斧头和菜刀连砍9名村民等多起重特大恶性持刀故意杀人案,特别是校园杀人案,影响极为恶劣,并且这种恶性事件显现出模仿、蔓延之势。这反映了我国一些地方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差,防控体系不健全,致使国务院、公安部、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后,恶性事件仍呈高发态势。这一系列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社会治安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刻不容缓。
  当前,五华县的社会治安形势总的来说是好的,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仍较强,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不发达、流动人口少的农业县,各类治安矛盾纠纷、刑事犯罪仍处于不尽如人意的状态,每年均有四五百宗刑事案件,包括几宗故意杀人案,不安定因素仍较多。针对当前全国社会治安形势危机,如何加强我县社会治安防控,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确保一方平安是全县人民,特别是公安机关的应有责任。本文从社会管理创新视角,就我县如何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作一些粗浅探讨。
  一、当前我县社会治安体系建设现状
  近年来,我县以平安五华建设为目标,按照“打防并举,重点打击,预防为主”的防控思路,采取“警察为主,依靠群众,专群结合,科技添翼”的治安预防打击方式,全面加强我县城乡治安防患、打击,促进了我县社会治安形势好转,实现了社会稳定,群众安全感较强。
  1、以综治中心为龙头,发挥派出所的主力作用,大力化解矛盾纠纷。在农村治安防控工作中,我们在各镇综治部门的统一领导、协调下,充分发挥了派出所、治安联防队、单位、小区、村治保主任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多兵种联合作战作用,重点发挥派出所在打击各类刑事案件,镇党委、镇政府、村两委、司法所、综治办、法庭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的作用。
2、以公安防控打为龙头,发挥群防群治作用,狠抓城镇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一是实施多兵种作案,全天候巡查。发挥治安大队、巡警、派出所等警种的协同作战作用,巡警加强路面巡逻,及时发现、跟踪可疑人员、预防各类刑事案件的发生。二是充分发挥辅警作用。将全部辅警撒向路面,分成,协助警察日夜开展社会治安防控工作,分时段、分区域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和案件多发地等进行治安巡逻和协管,尤其是加强了上下班、夜间的巡逻。三是建立以人防为重点的内部单位安保网络。以党政机关、金融网点、居民小区等单位为重点,各单位聘请保安人员,加强内部小区的安保,形成了一个个安全的堡垒。四是强化了敌情耳目建设管理。积极发挥敌情耳目,及时收集各类情报信息,准确、有效地研判治安形势、犯罪分子活动情况。五是加大案件侦破力度。我县公安机关想尽千方百计加强治安建设,对各类案件抬头就打,决不手软。各警种加强合作,领导靠前指挥,加大对各类犯罪团伙的打击。
3、科技助威,加大了科技防范报警监控防范体系建设。在县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2009年我县投资巨资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在重点治安路段、车站等安装视频探头,实行全天候、全覆盖立体式监控,初步形成了覆盖县城视频监控防范网络。二是大部分重点单位、要害部门安装了监控设备。全县银行系统和部分单位、私营企业安装了自动监控设备和报警器,一些小区也安装了视频监控器,有效加强了城镇区域的防控措施,群众安全感提升。
  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不足存在的原因
  虽然,我县社会治安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形势不容乐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对社会防控能力建设提出了不少挑战,当前,我县治安防控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防控力量不足,打击力度不够,防控针对性不强。我县治安防控主要依靠公安机关在支撑,在发挥主力军作用,其他部门参与的力度不够,深度广度不够。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社会治安防控工作主要是公安机关的事情,主动参与、全力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我县是财政穷县,人员缺编严重,导致警力不足,特别是乡镇。我县的乡镇都是大镇,稍小的镇派出所才几个警力,却要负责二三十个村,五六万人口的治安,而且这几个人还要有一部分要负责户政等工作,大的乡镇警力也才十几号人,却要承担十多万人的治安及户政,人员抓襟见肘,仅能应对已发案件的侦破、报警,难有精力应付防患,把力量前置在预防阶段。即使是县城警力也同样严重。县城、圩镇由于警力少,街面上的见警率不高,特别是社会面、居住区及各种复杂、偏僻地段因治安防范力量不足而成为死角,导致一定程度上防控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双抢一盗”案件时常发生,案发后侦破难度大。
  2、居民小区建设落后,治安漏洞大。近年来,我县加大了居民小区建设,一些新建的楼房建成了小区,聘请了物业公司或自聘了保安,小区安保得到了加强,但是我县仍存在一些无小区的住房。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保障,容易发生失盗案件。一些有保安的小区,由于管理不到位,保安人员的责任心不强等因素叠加,也时常发生失盗现象。
  3、财政投入少,软硬件建设滞后。由于我县的财政穷,财政资金用于治安防控相当有限,先进科技在治安管理中的应用不多。近年来,各地均在大力发展平安视频监控系统,这项工作我县是在去年才开始的,但仍十分不普遍,没有遍及各重点地段、治安乱区域。
  4、群众参与社会治安防控工作的热情不高。虽然群众对良好治安环境的期望很高,但普遍对如何加强治安防控,主动参与性不够,对自己积极参与保持一定距离,主要是认为,治安防控是公安机关、综治部门、政府的事情。或者害怕惹事上身,或者担心自己安全,面对犯罪分子不敢主动站出来,不敢积极制止,或报警。
  5、情报信息管理落后,信息收集能力较弱。情报在公安机关预防犯罪、打击犯罪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或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目前我们的情报管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情报网络建设不广、发展不平衡,吸引群众参与其中的吸引力不大。举报奖励不够公开,群众知之较少。
  6、民事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转化为刑事案件时常发生。每年我县均有二三成刑事案件是由于日常的民事矛盾纠纷化解不及时引发的,主要是故意伤害案、故意杀人案,如2003年,大田镇张范新(已枪决)故意杀人案,是由于张范新与受害人家双方近十年的水池地之争引发的家庭式打斗。其他如小口角引发的故意伤害案就更多了。
  三、加强我县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构想
  去年12月份,中央政法委对政法机关提出了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要求大力开展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和执法公信力建设,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我县公安机关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的具体体现,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认真开动脑筋,创新管理方式,积极探索适合我县实际的管理路子,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打造平安五华。笔者认为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过程中,要把握平安创建的着力点,大力加强科技防范、队伍防范、重点防范,形成城乡一体特色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实现维护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实现绿色崛起,为“平安名城”再立新功。
  1、创新动态控制防线建设,加强对社会面的动态控制。 以积极预防和压降社会面可防性案件为重点,加大人防物防技防投入,改革勤务机制,建立城区镇区、街面路面、农村全方位、全天候的治安防控体系,全面增强对社会面的动态控制。重点抓好三道防线建设:一是抓好治安防范科技防线建设。警力是有限的,但是科技的力量是无限的,要突出科技防范在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大投入,严密科技防范体系建设。在110、119、122、120“四台合一”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设备设施的改造升级,实现了接警平台一体化、指挥功能多样化、信息资源集成化、调度处警高效化,进一步夯实以110为龙头的防控基础体系。深度发掘视频系统、管理系统发现打击犯罪,提供案件线索的功能作用。二是抓好治安巡逻流动防线建设。压降可防性案件,加强对社会面的控制,关键在于提高巡逻密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改革社会面巡防机制,做到重心下移、保障下倾、警力下沉,巡警、治安队、派出所每天确保二分之一以上、招录的辅警确保100%的警力投入路面巡防,确保路面的见警率,增强群众安全感,形成打击街面犯罪快速反应机动队。一方面,引导加强镇、村专职治安联防队建设,延伸公安工作触角,特别是边远农村的联防触角。要积极争取财政支持、发动社会各界支持,争取每个镇、每个村都有自己的联防队伍,并能够正常开展日常巡逻管理工作。创新防范队伍建设,管好用好巡控力量,推行勤务创新,发挥其最大能量。形成以公安为主导,联防队员协助,群众全员参与的防控局面。探索并建立一套以动态排查、动态暗访、动态评估、动态管控、动态考核为核心的社会治安动态管控工作体系,落实娱乐服务场所重点监控。三是抓好治安卡口防线建设。建立治安卡口、治安岗亭,严格对社会面人流、车流、物流的治安盘查,更加有利于组织开展网格式治安巡逻,对犯罪分子起到了一个极大的震慑,同时一旦发生警情,在110统一指令下,大大增强了策应、合围能力。
  2、创新管理方式,实现打击功能向预防功能转变。建立实用高效的运作机制。一是通过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和政绩考核机制,全面加强防控体系领导层面的责任性,加强协调整合能力,以提高防控体系的整体运作合力;二是在打击、控制刑事犯罪的方式上,实现从运动型、突出型逐渐向模式型、日常型转变;三是在打击控制刑事犯罪的态势上,逐步实现从被动遏制型向主动控制型转变;四是在防控资源调动上,从单靠警力资源向更多挖掘调动社会资源转变;五是在防控资源配置和使用上,实现从粗放型、人力型向经济效益型、科技型转变;六是在防控资金投入上,实现从单一的“县长模式”向“县长+市场”模式转变。七是在指挥管理方式上,实现从宝塔型、层级型向扁平型、网络型转变。
  3、创新大情报系统建设,加强情报收集研判能力建设。一是要加强敌情耳目的建设,增加耳目人员,把的士司机、摩托仔、保安人员、娱乐场所管理人员、村治保主任、社会热心人士等与社会最密切接触,最了解流动人员的群众尽量纳入敌情耳目人员,要加强对他们的培训、管理,定期收集信息,发放特殊经费。要想办法调动耳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为我所用。二是要打造领先的综合平台,力求平台功能更多更强,信息资源高度整合,系统运作高效顺畅;三是要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情报信息运行机制。重点要在如何建立情报信息工作网?如何完善提炼有特点的情报研判模型和方法,建立不同领域,小而精的专业化情报研判队伍?如何建立全警采集、全警运用的工作制度和规范、制定信息采集标准和信息考核规范、建立数据质量倒查机制等方面下功夫;要以信息化建设为依托,建立完善的情报信息定期会商研判机制,进一步提高了信息服务社会管理工作的能力。积极探索合成工作机制,在明确各部门、各警种社会管理职责的基础上,建立完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工作体系,统一管理信报,促进管理效能的整体提升。四是要积极推动情报信息从战术应用到战略应用、从操作应用到决策应用、从表层应用到深层应用的转变,全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经营具有品牌效应的网上技战法。
  4、创新信访维稳工作思路,构建矛盾化解机制。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以发现得早、化解得了、控制得住、处置得好为工作目标,切实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矛盾和纠纷,坚决遏制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重点加强四项机制建设:一是建立大维稳工作格局。创新维稳工作理念,围绕情报、化解、控制、处置、网上等关键环节,建立各警种、各部门协作配合的大维稳、大情报、大化解工作机制。二是健全规范信访接待日制度,进一步畅通与基层群众的交流与沟通,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切实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三是建立排查分析机制。与综治、司法、检察、法院等部门定期沟通,交换意见,定期集中组织开展不稳定因素的大排查、大摸底、大调处、大监控工作,对本地、本单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越级上访的苗头性事端,进行全面彻底的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措施实,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止由民事纠纷、小矛盾的积怨引发刑事案件、大矛盾。四是责任追究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责任制,对因措施不落实,而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等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部门和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
5、创新打击破案工作,构建精确打击机制。一是着力抓好快速反应机制的落实和完善,完备责任机制,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侦查流程各个环节操作,加快刑事案件侦破进程,逐步形成我局打击亮点。二是深化专业打击模式。改进作战理念,继续打造好便衣侦查,重点“两抢一盗”、故意杀人、诈骗犯罪等专业打击队伍,研究建立新型的打击工作机制和模式。三是打造刑事技术方面的亮点。
  6、创新互联网管理,构建网上主动管控机制。一是建立网上、网下一体化联动管控机制。围绕“网上维稳、网上治安、网上引导、网上侦查、网上处置”五个重点,把网上搜集、封堵、侦查和网下查处、控制、打击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建立既对网上违法犯罪“落地查人”,又对现实社会中各类重点人“跟踪上网”的机制,实现对群体性事件、涉警舆情炒作、网上渗透破坏和信息化违法犯罪的网上、网下一体化联动管控。二是研究创新网上侦查手段。针对性网上信息诈骗多发性犯罪活动,研究采取有效的侦查手段,加强防范打击。三是创新网上引导机制。建立专门网上舆情队伍,加强正面引导,分化瓦解热点、炒作,及时化解危机,由被动应付转变为主动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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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尤冰宁

一、问题的提出
  吉林省东丰县有一起让人拍案称奇的案件:1982年4月原东丰县工业局与东丰县对外贸易总公司签订合建办公楼协议,约定建三层楼,原工业局住一楼,对外贸易总公司住二、三楼,楼上住户通过一楼楼梯、门厅上下班,原工业局分得的一楼一直由其下属的机电公司使用。1992年对外贸易公司迁入新建办公楼,同时将二、三楼顶作建筑材料款给个体户刘学东,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此前,楼上楼下住户为一楼过道问题发生过纠纷。刘学东迁入后,为避免纠纷,在楼后破墙建简易楼梯,供上下楼使用。但刘自建的楼梯属于违章建筑,应停止使用。刘要求从一楼楼梯正常上下楼,遭到机电公司的拒绝。机电公司封堵楼道,改成仓库。从此刘家只能从墙外拱木梯上下楼。一家人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1998年刘学东向东丰县法院起诉机电公司,要求继续使用一楼楼梯。1998年9月,东丰县法院以原告的诉讼请求超过时效为由,驳回刘学东的诉讼请求。
  刘不服上诉,辽源中院经审理认为,刘已取得二、三楼的专用权,同时享有一楼楼梯的互有权,双方对建筑物的互有部分应共同使用、所有。刘学东享有一楼室内楼梯的通行权。1999年1月机电公司向吉林省高院提出申诉,吉林高院再审认为原第三人东丰县对外经济贸易公司未征得联建办公楼一方的同意,擅自将二、三楼转卖他人做民用住宅,违反有关法律规定和社会利益,且在转卖时,隐瞒室内楼梯存在纠纷的重大瑕疵,刘自行拱建室外楼梯并通行多年,在本案审理期间又将室外楼梯自行拆除,其行为应视为放弃权利,因此,刘学东现主张拥有一楼室内楼梯通行权,其权利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该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撤销辽源中院的判决。判令刘学东自行在原址修建室外楼梯通行。
  笔者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物上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国民法未将物上请求权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对待,而是将其置于侵权请求中。如《民法通则》第六章“关于侵权的民事责任”,将各种侵害物权人的权利或妨害物权的请求权都在于侵权责任中加以规定。对于侵权民事责任方式的规定中,《民法通则》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责任形式。尤其应看到,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统一的诉讼时效制度(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特殊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不论是基于违约还是基于侵权而产生的请求权均应适用诉讼时效。由于基于侵权的请求权包括了物上请求权,因此,我国民法不存在物上请求权及其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则。然而这一立法并不合理。承认物权受侵害时的请求权因一定时间的消逝而不能行使,将严重损害物权的完整性。体现在本案中,便是刘学东一家因其无法从一楼通行而使该房成为空中楼阁,直接导致了对该房的使用不能,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以维持一定稳定的社会状态,而该案如果简单地适用诉讼时效规定,不仅产生不了时效制度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还将导致更多危险因素的存在,如违章建筑,非法在墙外架梯的事情出现。高院将刘学东不得已在室外架梯的行为视为刘学东默认侵权行为,放弃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请求权,从而推论出其权利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显然是违背立法初衷。显然本案的处理不应简单地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鉴于我国对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并未作出明确的司法解释,笔者拟根据各国对物上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来探讨我国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的适用问题。
二、物上请求权适用时效制度在各国的法律适用
  (一)德国:一般地规定请求权因消灭时效(30年)而终止其效力,但依登记而生的请求权除外。物上请求权也是请求权的一种,因此除登记的物权的物上请求权以外,皆应适用消灭时效1。
  (二)日本:日本民法对此问题未有明确。根据其民法典第167条的规定,“债权因1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债权或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因20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从此规定似乎物上请求权应当适用消灭时效。但日本在审判实务上强调物上请求权是物权的效力,无消灭时效之适用。其判例对此明确判示,“基于所有权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系物权的一个作用,非由此所发生的独立的权利,因此不得不认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所权本身一样,不罹于消灭时效。”日本的实务及学说都认为物权的请求权不因时效而消灭2。
  (三)台湾省:我国台湾省在此问题上争议颇多,因为《台湾民法典》对物上请求权没有明确,而仅在125条规定“请求权因15年间不行使而消灭。但法律所定期间较短者,依其规定”。对其进行解释的判例认为,“民法125条所称之请求权,包括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在内,此项请求权之消灭时效完成后,虽占有人之取得时效尚未完成,占有人亦得拒绝返还”。然而学说上有很大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三种意见:(1)肯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为请求权的一种,当然也应随时效经过而消灭。(2)折衷说,认为除登记的不动产物权的物上请求权外均应适用消灭时效。(3)否定说,认为物上请求权不因时效而消灭3。
三、我国学者对物上请求权适用时效制度的观点4
  对于物上请求权能否适用诉讼时效,我国大陆民法学者共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认为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王利明先生指出,基于下列三点理由物上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1)物上请求权与物权不可分离,它与物权同命运,既然物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则物上请求权亦不能适用之。否则物权将变成空虚的物权无存在之价值;(2)由于物权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持续性的侵害行为,对这些侵害行为非常难以确定其时效的起算点,因此物权请求权难以适用诉讼时效;(3)物权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但由于取得时效可适用之,依然可以发挥防止权利上的睡眠,推动财产流转及维护经济秩序的作用。第二种观点以梁慧星先生为代表,认为应将不同之物上请求权区别对待。梁先生认为只有返还财产请求权与恢复原状请求权这两种物上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其他的物上请求权皆不适用。至于何以做此种区别,梁先生未作说明。第三种观点以陈华彬博士为代表,主张已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不宜因诉讼时效而消灭,但未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及由动产物权所生的物上请求权则适用之。上述学说,以第一种观点为目前的通说。
  笔者认为,物上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应结合其权利的性质及时效制度的目的来加以综合考虑。
四、物上请求权的性质
  1?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权利。其产生根据在于物权是对客体进行支配并排斥他人干涉的权利,当物权人的支配权受到他人侵害时,为恢复权利人对客体的圆满支配状态,物权人才应行使此项请求权,可见,物权的请求权行使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物权人对其物的完满支配状态。其是物权效力的体现。
  2?物权的请求权与物权具有共同的命运。日本的民法学者认为物权的请求权没有理由离开物权而独立存在,因此物权请求权不能脱离物权单独的适用消灭时效。如果物权的请求权适用于消灭时效,则所有权将变成没有实质内容的空虚的所有权。
  3?物权的请求权也不同于物权本身。尽管物权的请求权是基于物权而产生的,而且与物权不可分离,但它不同于物权本身。一方面物权的请求权只能发生在特定的当事人之间,是一种相对法律关系,它和作为绝对权的物权是有区别的。对于权利人来说,一方面只有在其物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才能针对特定的侵害人行使物上请求权,而不能针对任何其他人行使物上请求权。而物权人行使物权则可排斥任何第三人的干涉。另一方面,物权请求权在制裁上仍然是以请求相对人为一定的行为与不为一定的行为为内容的,因此它也属于请求权的范畴。而物权则是支配权,不是请求权。
  4?物权的请求权与债权的请求权之区别。债权具有积极性,即有权主动请求对方给付以实现其利益,而物权恰恰相反,仅在其圆满状态受到破坏时才发动其请求权,以除去妨害等。在债权请求权中债权是基础权利,请求权是作用,请求权构成债权的主要内容,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为或不为的行为,债权中的请求权以债权为前提,请求权由于诉讼时效期限间届满而丧失,但不等于债权消灭,此时债权转经为自然债权,债权人仍有受领权,此种权利仍反映债权的存在,诉讼时效制度只不过限制了其通过法律行使权利的途径。因此债权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在物权请求权中,物上请求权是基于物权产生的,基于物权受到侵害而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其物权,当财产受到侵害时,可请求返还原物、恢复原状、恢复到物权的圆满状态。物上请求权以不法侵害为前提,因此物上请求权并不直接构成物权的内容,但他是物权效力的体现,体现法律对物权的保护。物上请求权不适于时效并不意味着法律纵容对物权行使的懈怠。因为不少大陆法国家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取得时效制度,”即一定时间不行使其返还请求权,使他人公然而和平的占有其物,该他人将取得该物的所有权。通过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所有人丧失物的所有权。此时若还使物上请求权受制于消灭时效,对物权人来说,其负担未免过于沉重,从而违背了法律追求的公平正义。
五、诉讼时效的目的分析
  对于诉讼时效的客体,应根据诉讼时效的立法目的来予以界定,不能不加限制。时效主要指一定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从而产生与该事实状态相适应的法律效力的法律制度。时效制度的实质在于对民事权利的限制,以维持一定稳定的社会状态。时效又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取得时效以占有的事实状态为要件,消灭时效以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为要件。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消灭时效即诉讼时效,而未规定取得时效(据此以下消灭时效与诉讼时效意义同)。而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不行使的事实状态在法定期间内持续存在,即发生该权利人丧失权利的法律效果的制度。4因为物权的请求权通常适用于各种继续性的侵害行为。通常是持续的不断地进行的,例如长期非法占有他人的财产,在他人的房屋过墙挖洞,长期威胁到他人的安全等。这些侵害行为对物权的行使产生重大的危险隐患,只要权利人发现其权利受到了侵害或受到妨害,就有权利行使物上请求权,而不应适用消灭时效。一旦物权受到时效限制,受侵害的物权将始终处于不圆满状态。因为支配为物权的主要内容,如果物上请求权因消灭时效的适用而消灭,必将造成一个无法恢复支配状态的物权,即变态的物权。这将失去物权的实质,不仅有害经济,也违反立法本旨。就本案而言,如相邻权的请求权受侵害,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不能行使的,将使物权丧失完整性,影响其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的行使,这与物权的绝对性、物权的排他性是相悖的。
六、物上请求权的诉讼时效
  笔者认为梁慧星先生的观点和陈华彬博士的观点均有可取之处,对于物上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应区别对待。物上请求权在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为排除妨害、消除危险、停止侵害、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请求权,笔者认为,排除妨碍、消除危险、停止侵害请求权由于其直接涉及物权支配效力及物权行使的完整性、不应适用诉讼时效。而对于返还财产请求权由于其涉及到物权的变动,在我国未规定取得时效的情况下应分别适用:不动产及需登记的动产返还财产请求权不适用消灭时效;而不需登记的动产返还财产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恢复原状请求权由于涉及赔偿及社会稳定应适用诉讼时效。
  对于物上请求权不应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原因,笔者已在物上请求权的性质分析里阐述,在此不再重复。以下仅对应适用诉讼时效的物上请求权进一步分析。
  首先,由于我国未规定取得时效,笔者认为返还财产请求权应适用消灭时效,但不动产及需办理登记的动产除外。
  1?取得时效与返还财产请求权的消灭时效不应并存。有的学者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以弥补由于非法占有而返还原物请求权由于适用诉讼时效,将使非法占有状态保持下去的真空状态,但事实上该主张的考虑并不周全。1)取得时效违反一物不得二主的规定:物权的基本的原则——一物一权主义要求在一物上不能设立两个以上内容相抵触的物权。当返还原物请求权时效届满,原物权人由于取得时效未届满仍保有该物所有权,而享有占有的合法权利;而占有人由于原物权人返还原物请求权丧失,而应认为合法占有该物,而其占有状态为合法,显然两种一样的物权同时存在于一个物上违反一物一权原则,是非法的。2)取得时效应是所有权取得方法之一,取得时效应满足善意、和平、公开地占有,非法占有不符合上述前提。而物权人并非出于本意而让渡其请求权,显然不符合该规定,同时取得时效适用物权,消灭时效在目前通说中则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债权之中,两者亦无法互为补足,两个时效适用法律后果不同。因此,如果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则不应规定返还财产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
  2?我国目前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根据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对于不动产及须登记的动产返还请求权不应适用诉讼时效,对于其他不须登记的动产返还财产请求权应予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依登记而生的请求权不适用消灭时效也有立法例:5如德国民法第194条第1项规定请求权因消灭时效而终止其效力,第902条第1项规定:依登记而生的请求权除外。之所以将依登记而生的物权中的返还财产请求权单独作为例外,笔者主要考虑以下几点原因:
  A?符合物权变动的公示公信原则的要求。公示即能为公众所认可的标志方式;公信则表述为公众信任认可的程度。物权变动必须采取法定公示方法使之具有公信力。如何确认当事人享有物权必须有客观能为大家所认识的标志,在大陆法系国家认为不动产物权变动标志为登记,目前为维护交易安全,动产中也有使用登记制,一般在于交通运输工具等。须登记的动产及不动产所有权必须经改变登记才视为所有权转移,因此,不管当事人对物的占有达多长时间,由于其没有也不可能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物权仍为原物权人所有,与此相配套认为原物权人应享有返还财产请求权。如果已登记的动产及不动产的占有人无法因取得时效取得所有权,而此时物上请求权因消灭时效而消灭,所有权人无法请求返还,此状态下,难以期望双方为改良、增殖行为,对社会经济不利。
  B?符合时效制度的功能。时效制度的功能之一就是为避免举证困难,已登记的物权不发生此问题。而对于不须登记的动产,由于难于对纠纷发生时如何认定占有人在占有财产时为非法状态,如动产赠与,事隔多年当事人由于反目成仇或反悔等其他原因,要求返还财产,在赠与无其他旁证佐证的情况下,是否受赠人由于返还财产请求权不受时效限制而必须返还财产,同时或许还必须支付一定金额的折旧费或损失赔偿金呢?这显然有悖于社会稳定的要求,且容易鼓励当事人一方随心所欲地收回财产而不受其承诺或意思表示的限制。
  综上两个因素,当事人多年来的权利的不行使状态应视为其对动产占有合法性的肯定,在对方已公开、持续、善意、和平地占有该物的情况下,认定物权已具备变动的公示公信条件,从而必须对返还财产请求权加以时效限制。由于该权利的丧失而成就占有人对该物占有的合法性,同时也能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防止权利处于睡眠状态。否则无异于纵容物权人长期不行使其请求权,从而助长权利滥用之弊,也等于承认权利人不负有依诚实信用原则顾虑其权利之社会机能,而妥善行使其权利之义务。如,我国合同法在附期限交易中进行的所有权保留制度的规定。甲公司向乙公司签定购销合同,约定分期付款购买一台大型机器设备,在甲公司付清全部款项之前,乙公司保留机器所有权。甲公司到期未付清款项,仍继续使用该设备。乙公司在付款日满两年以后提起诉讼。法院遂以其诉讼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乙遂以要求返还财产为由,提出诉讼。该诉讼又面临物上请求权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问题。如果返还请求权受诉讼时效限制,则自甲公司未付款之日,其继续占有使用设备的状态已处于不法状态,也就是说乙公司的物权已受侵害,以两年诉讼时效计算,其已丧失诉权,这也与通过追索欠款的诉讼时效是一致的。如果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若干年以后,乙公司想起甲公司欠债未付,其仍可通过行使物上请求权变相讨回,由于物权人怠于行使物权,使这种占有行为长期处于非法状态。而这种索回权的行使无异于鼓励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过多地使用所有权保留条款,放纵返还财产权的不行使从而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其次,恢复原状请求权,由于其更类似于债权(传统民法中的赔偿可以是实物状况,这与恢复原状类似),所以该权利可以适用诉讼时效。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权利的行使一般也认同为必须受时效限制。如85年方某将其平屋拆除、翻钢筋混凝土房屋,并将屋顶水泥板浇灌在张某与其邻墙上,为此张某与其产生纠纷,经多方调解,双方当事人无法达成调解协议,后方某继续施工,94年8月方某欲加屋,又将另一半砖墙填平,张某又提出异议。法院在认定讼争墙为张某所有以后,认为方某拆除张某的邻墙之山墙,并砌建砖墙至屋顶水泥板虽构成侵权,但张某未在法定的时效内主张权利,因此,其请求法院判令方某将添盖在讼争墙上的砖头及钢筋混凝土水泥板拆离张某的邻墙的诉讼请求及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从该案的判决可以看出法院认为恢复原状的物上请求权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返还财产请求权及恢复原状请求权的时效限制体现在不动产中的侵权行为的诉讼中则更为明确。我国自50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历史原因,许多不动产事实上不是原产权人在居住,由于不动产产权的变更必须办理登记,因此使用人并非合法所有人。如果物上请求权一律不适用诉讼时效,产权人可以随时提起诉讼,并要求使用人恢复原状,这不仅不利于保护现有使用人(许多人的使用往往是通过政府安排或其他合法途径取得,使用人既要承受不动产被索回,无房居住的后果,又要面临恢复原状而带来的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不利于稳定社会现状);如果物权一律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由产权人行使权利已超过诉讼时效,但由于房产变更未有原产权人同意,不能变更(除非政府行为),则占有人的占有状态永远属于非法占有状态,因为我国并未规定取得时效制度,而产权人的物权永远属于架空状态,这显然也是不现实的。只有对不同请求权适用不同诉讼时效的规定才能解决上述问题,产权人即可以提起停止侵害的诉讼,要求占有人结束非法占有状态,同时由于恢复原状请求权的丧失,其无法提出该诉求,有利于保护使用人的利益,也有利于社会稳定。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我国物权法尚未出台之前,立法对于侵权行为诉讼时效之限制如何适用在物上请求权,我们不能简单地进行是或否的评价,而应根据物上请求权行为的特性及立法原则、立法目的加以综合考虑,以此指导司法实践。
  
  注:
  1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民商法论丛》第6卷第686页。
  2钱明星《论物权的效力》,《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第42—43页。
  3程啸、陈林《论诉讼时效客体》,《法律科学》2000年第1期第70页。
  4王利明《论物权的请求权》,《民商法研究》第三辑第243—244页。
  5候利宏《论物上请求权制度》,《民商法论丛》第6卷。
  (作者单位: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劳动权性质论

周鹏龙


【摘要】

  作为人权之劳动权,在阶级斗争以及劳资纷争的历史长河里逐渐法定化,具体化,标志着人权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在我国大力构建公正、和谐的社会背景下,劳动权保护和保障必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对劳动权的研究不仅是全面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法制建设的中心任务。因此对劳动权的界定不仅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劳动权利保障的终极目的。

【关键词】与劳动权相关之劳动; 劳动者; 劳动力 ; 基本含义; 基本性质


【正文】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依靠劳动谋生是人类的一项永恒的要求和必备的手段,但劳动并非自古是以权利而存在的。从“赤裸裸”绝对服从与低贱的劳动到给予法律肯定和人文关怀之“新装”的劳动权,从一种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生存行为发展至人类之宪法性基本权利,证明了无产者对有产者的胜利,凸显了社会人的价值重估与人本位之理念。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人权进步之标志的劳动权,是劳资双方利益趋向调衡的历史斗争的产物,是人权事业不断推进的伟大硕果。

一、劳动权之动态表现——劳动

  对于“劳动”这个即熟悉而又似乎陌生的词语,其使用范围相当广泛。无论在经济学,社会学,还是在管理学等领域都具有不同的含义。本文立足于法学领域,尤其身处劳动法领域,探讨作为劳动法调整对象之劳动。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过程时曾对劳动含义做过精辟的揭示,即:“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消费),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地的活动”,“是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化的过程。”[1]据此可认为,劳动是指劳动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过程中,通过使用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客体或者劳动对象进而产生的有助于生存和发展之需要的脑力和体力的总支出之总和。笔者认为劳动应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劳动首先属于一种静态的资格状态,即劳动本身隐含劳动适宜条件或者资格:第二:劳动表现为以人的自然力为基础的动态创造过程。因此劳动属于静态资格和动态创造过程有机结合的脑力体力的总支出的客观外在实然状态。
  劳动类型复杂多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样性。其包括自我劳动、雇佣劳动和公益劳动。自我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供养自己的劳动,也即自养。雇佣劳动即通过运用劳动力向他人提供劳动,这里包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我国劳动法中的劳动属于有偿劳动。公益劳动即为公共利益有偿和无偿的提供劳动的形式。
  劳动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基本谋生手段或者方式,从奴隶社会开始至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的历史时间段里,劳动曾被一味的视为低贱且处于绝对服从地位“下贱活动”。随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力量的历史较量,使得劳动逐渐成为人权的重要基本内容,日益被国际普遍关注且纷纷宪法化,使得由原本低贱,绝对服从的劳动与劳动权逐渐有机结合,进而改变了“劳动的悲惨命运”。我国宪法第42条明确将劳动既规定为公民的一项权利,又规定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对于劳动属于一项权利还是一项义务或者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各学者观点不一。各学者观点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2]
第一:劳动既是公民的法律权利,又是公民的法律义务。
第二:劳动是公民的法律权利或者道德权利,劳动义务在特定之时为法律义务或者道德义务。
第三:劳动是公民的一种绝对的法律义务。
笔者认为,劳动既然能够和权利有机结合上升为人权之劳动权,那么其性质无可非议的依然属于一种权利。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既可以作一定行为,也可以不作出一定的行为,甚至可以放弃权利本身。一个完整的权利应当全面具备这三种选择的可能性,只有这样的权利才属于充分和完全的。然而根据我国宪法对劳动地位或者性质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权利本身的要求。我们经常强调权利义务的统一,但是统一必须以同一法律关系为前提,因此在同一法律关系中既赋予劳动权利又课以劳动义务不仅不能自圆其说而且造成逻辑上的错误。因此劳动应属于一项权利,但若要强调义务,只能说是基于国家特定历史环境的限制,或者人类发展必然客观要求应有的“不言而喻”的生存和发展义务,更倾向于道德义务或者基于生存和发展不得不为之的义务,而非法律义务。由于劳动是与劳动者人身紧密结合的,因此具有强烈的人身性,作为法律义务在当劳动者不作为时或者不履行时,不能强制要求其履行义务,这不仅有违于人权保护理念而且有强迫劳动之嫌。笔者明知作为最高宪法对劳动的规定,但仍背其道而行,有否定宪法不为法之嫌,因为劳动属于一项义务,是由宪法规定的法定义务,否认法定义务意味着挑战宪法不为法。笔者之所以认为劳动属于一项权利除了权利本身的要求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应然的角度来阐述的,这是人类共产主义社会的应然的内容。

二、劳动权之载体——劳动者

  当谈及到劳动时不得不涉及到劳动者的问题,即与劳动不可分割的人身载体——劳动者的问题。作为劳动立法核心保障的劳动者,对其解释由于身处领域不同而具有差异性。(1)经济学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其基于人力资本研究雇佣关系为基础,因此在经济学领域的劳动者通常被称为雇员。其特征表现在:劳动者是劳动的所有者,劳动力被雇佣以及劳动报酬是劳动者的主要收入。(2)在社会学领域劳动者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创造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泛指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活动过程中,具有劳动能力,遵守劳动规则,占据劳动岗位,参与劳动关系的人。(3)在劳动法领域中劳动者是指具有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公民。
  劳动者作为一个法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但并不一定参与劳动关系)的公民。其狭义仅指职工。职工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广义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经依法参与劳动关系(但并不一定建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一般法律意义上上的职工。其狭义仅指具有劳动权利能力和劳动行为能力并且已依法参与劳动法律关系的公民,也即劳动法意义上的职工。从劳动者的广狭义界定,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到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同因而出现不同性质的保护状态,因此这就把一般法律意义上的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因参与同质工作而排除在特殊劳动法保护的“灰色地带”或者边缘。笔者认为,这是有背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歧视之嫌。我国正处于发展阶段,由于复杂的社会社会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的劣势在社会变革发展的过程中出现“断层现象”比比皆是,事实上除了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之外还有一大部分劳动者仍然处于劳动法的边缘。因此笔者认为劳动法应该扩大保护范围和对象。因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给予不同身份劳动者平等保护,不仅是人权发展的要求,而且是法律价值的应有之义。劳动法所倡导和发扬的保护社会弱势劳动者的法律精神和人权保护理念应该无条件的给予一般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彰显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实质平等进而保障社会和谐有序发展。

三、劳动权之基点——劳动力

  联结劳动和劳动者的中介重要因素则为劳动力,马克思曾指出:“我们把劳动力或者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活动,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们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使用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据此,劳动力可界定为人所具有的并在生产使用价值时运用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劳动力天然的以劳动者人身作为载体,天生与人身不可分离,其产生和形成具有阶段性或者时间性,储存具有短期性,再生产具有不可间断性,投入使用具有不可分割性,支出具有可重复性以及不可回收性等特点。
  劳动力由于与人身具有不可分割性,因此劳动力具有潜在形态(隐形或者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或显性形态之分。前者即隐含于人体内部,尚处于静态形式和无形状态的劳动力,也即内在尚待使用的劳动力。其创造使用价值的可能性尚未转化为现实性;后者则指表现于人体外部处于动态形式和行为联系的外在状态的劳动力,被使用的劳动力才可以外在形态存在并且已具有创造使用价值的现实性。潜在形态的劳动力是外在形态劳动力的基础,外在形态的劳动力是潜在劳动力的外化或者客观转化。因劳动力可作为买卖或者交易的客体,因此劳动力可作为无形商品或特殊商品,其使用价值体现在使用而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日益激烈竞争的人才市场归根结底就是劳动力的买卖或者交易市场,因劳动力具有可交易性的商品属性因可自由流通,那么用人单位雇用劳动者是雇佣劳动者本人还是雇用劳动力,究其实质用人单位使用的是与劳动者不可分割的劳动力,因此即可称为雇用劳动者也可称为雇用劳动力。

  四、劳动权的历史渊源

  劳动,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有的。但劳动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以权利而存在。劳动权的产生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劳动与权利的结合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切法权现象只有理解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社会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把握其底蕴。”[4]
  在原始社会,权利义务处于一种没有区别的状态,氏族部落自然地形成了原始共产制度。作为氏族成员的个人,在危险的生存环境中,无法脱离群体生活,离开群体就意味着死亡。他们认为,每个人应该而且必须参加集体的劳动、参加集体的分配和消费。同样的,只要不违反习惯和禁忌,氏族群体也不会抛弃任一成员,减少成员就意味着集体力量的削弱和生存能力的降低,这样就形成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双重依赖。氏族成员的劳动是一种内在意识的行为,隐含着朴素的习惯、道德、观念形态的劳动权利义务萌芽与意蕴。“由于缺乏适宜的生长环境,缺乏促进权利发育的阳光、水与土壤,这个萌芽不会发展为现代意义的劳动权。[5]
  奴隶社会中,奴隶完全没有法律人格,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权利的客体,不能享有任何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劳动是奴隶无条件履行的绝对义务,劳动的意义不是为了自身的生存,而是为奴隶主生产尽可能多的劳动成果,从而社会不具备生成劳动权的任何条件,甚或连道德意义和习惯意义上的劳动权利都没有。
  封建社会中,虽然少数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土地,但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只有少部分的土地,为了生存只能在封建领主的庄园里劳动或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与地主之间形成人身依附关系,只有有限制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并且由于封建社会实行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劳动权没有产生的社会根据和理由,整个社会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形成劳动力的大规模买卖和转让。虽然这时也出现劳动力出让的现象,但这种劳动力出让并不是现代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而是一种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这意味着,这一时期不存在“劳动权”的问题。
  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封建贵族为了巩固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公开使用国家暴力颁布了一系列血腥恐怖的“劳工法规”,赋予资产阶级以特权,用鞭打、烙印、酷刑等手段强迫公民劳动,繁重的劳动折磨着每一个劳动者,劳工权利毫无保障。
  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自由竞争阶段。由于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居于支配地
位,它要求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只是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这种自由放任的政策在使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和资本家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尖锐,以致后来爆发三大工人运动,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的稳定统治。
  随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起和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无产阶级首先提出争取劳动权的要求,1831年里昂工人起义时提出了“生活、工作或死亡”的口号,这被认为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提出了劳动权利的口号。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取得了统治地位,也为资产阶级采用法律手段缓和阶级矛盾提供了物质基础。1848年二月革命时,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发布了《为全体市民提供劳动机会的宣言》,承认劳动者享有劳动权,第一次以法令形式确认劳动权。[6]这是劳动权的萌芽阶段。
  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守夜人”理论,运用政治、法律等手段来调节劳资关系,劳动权入宪是这一时期劳动权发展的重要特征。最早以宪法规定劳动权的资产阶级宪法是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从此,劳动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接纳。
  这个时期,劳动权进入宪法的另一个动力是苏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1917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就发布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1918年的苏俄宪法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为首篇,首次集中规定了劳动权。在这种背景下,德国为了避免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魏玛宪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陆续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确认公民的劳动权。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公约,更是为劳动权创设了国际法上的保护。
  劳动权的产生除了客观政治、经济原因的推动之外,而且还与不同历史背景下为劳动者争取劳动权,提供人文思想和精神动力的伟大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权思想的萌芽阶段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学者的人权理论中,最早提出有劳动权思想的是16世纪初期美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托马斯.莫尔,非凡的思想家见证了社会贫富极端两极化的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他提出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又是每个人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也提出劳动者享有休息的权利,而且强调男女两性劳动不仅注重形式平等而且关注实质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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