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关键靠法治/刘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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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利让渡的具体产物）
——再论社会契约论的真理性

中共临沧市委党校 张家安


摘要：本文抛开了以往那些对国家产生和存续的研究角度，从权利的角度来阐述了国家产生的更本原由，论述了国家和个人权利之间的依存关系，得出了“国家是权利让渡的具体产物”，以此论证了社会契约论的真理性。
关键词：国家 个人权利的让渡 社会契约论
国家是什么？按照前人的理论，国家和人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原始社会没有国家，奴隶社会出现了松散形式的国家，那就是城邦（我们称之为准国家）。
随着历史的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国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直到今天，国家不论是其形式还是实质的内容都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就其形式来讲，不论是国旗、国徽和国歌这些标识特定国家的象征都已是相当的完善了。就其实质内容来讲，当今的世界各国都有相对确定的版图，有相当完善的内政和外交系统。当今的世界各国不论其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也不论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是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在内政上都有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善的政权机构系统，这样就能使中央的政策和措施在地方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施，同时地方的基本情况和意见也会由此通道被中央很好的掌握和采纳，有了这样一个完善的政权机构系统，就使国家在时间和空间里的到很好延续和存在（按生理学来讲这就好比人的神经系统）。此外就世界版图来说，作为国家构成基本要素的领土，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是相对确定和稳定的 ，在版图里面除了由国际法及其习惯规则划为公共空间部分以外都是各个国家的领土，而且国家与国家之间除了少数遗留下来的局部纷争之外都有确定的领土边界。
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是从一种历史唯物的角度来研究和阐述国家的产生和概念的正确理论。
现在我们将抛开这种由来以久的历史分析方法和理论，对国家的产生和概念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阐述，那么我这里选择的是怎样的一个角度呢？这便是“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是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让渡”，也就是要从国家构成的最核心部分，即权利（权力和利益）来分析，最准确的说是要从国家和个人的权利依托关系方面来析理。当然为了让这样的分析条理清晰，我们的阐述还是将从原始社会起点，最后走到我们的现代社会这个目标点。以下便是我寻着这样的一个角度论证的过程。
一，原始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成果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原始社会是没有国家的，有的只是原始的部落，那么这时人类社会的权利状况是怎样的呢。谈到原始社会的权利，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始社会有权利吗？我可以明确的回答你，这时的人类社会可能没有“权利”这一词或概念，但却存在实实在在的权利。原始社会的每一个部落都是作为一个群体的，在这里我们不去管她的这个群体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所在乎的是有没有这样的群体存在过，无论是从对我们祖先历史的考证还是从现存的生命群体观察，我们都清晰的发现我们的祖先在那时确实建立过这样的群体。既然作为一个群体生活，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在那时的部落里一定有权利的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现存的群居生命体中可以看到，狮群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不同的个体在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都具有不同的权利，由此可以知道在原始的部落里是有权利存在的，只是这种权利存在的依据不是我们现在制定和使用的“人为法”，而是和现存群居生命体权利分配依据相同的“自然法”。自此生命个体原来享有的“完整”的权利，因为自然法的调整，有一部分权利就必须被让渡出来，这一部分权利的集结就出现了“集权”。那么这一权利属于谁？由谁来行使？这些问体的出现和对此的原始思考，为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在原始社就打下了基础。
二，奴隶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进入了奴隶社会，在这个时代我们人类出现了松散形式的国家，那就是成邦，我们称之为准国家。在这个准国家时代国家和个人的这种权利依托关系又是怎样催促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呢？人类社会发展到这时生存变得更加艰难了，一方面他们要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生存考验，另一方面人类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凸现出来，人类之间的战争变得更加残酷。为了食物和奴隶，城邦之间经常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个人和城邦的存续，在抵御外来攻击中，就需要有团结统一的指挥来应对，所以对我们这些生存在城邦这个共同体里的个体来说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需要把指挥自己行动的部分权利让渡出来，交由某个组织来行使，这个组织便是城邦，只有这样不论是城邦还是个人才能够得到延续。这便回到了我们在原始社会提到的个人权利让渡与“集权”，集权的归属和行使问题。在这个时代，城邦里存在着两大对立的集团（奴隶、奴隶主）和自由人，由于历史的积累奴隶主个人虽然也有个人权利的让渡，但奴隶主集团却成了集权者和集权的行使者，而奴隶则成了个人权利的最大让渡者，他们的权利让渡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的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权利的让渡可以说达到了极度，最基本的就上帝赐予的生存权他们很多人都自己把握不了，所以在权利关系催生国家的过程中奴隶是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的，他们是国家诞生的最大贡献者。表面上看，权利让渡者让渡的权利似乎是让渡给了集权者，而实质上却不是这样的，让渡者把权利让渡给的是某个组织（城邦），当时的他们为了生存也只愿意把权利让渡给这样的个组织，而集权者只是代表城邦行使让渡者让出权利的集合，所以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主便不是集权的归属者，而只是集权的行使者，集权的归属者是城邦。可见在奴隶社会里，个人是权利的让渡者和城邦作为集权的归属者这种依托关系进一步加速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三，封建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时代，期间经历过多少的王朝，始终不变的是国家的延续和发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说到封建社会，历史也向前发展了一步，很多人对这个时代也了解不少，也许他们会说在这个时代始终有国家的延续，便不断发展的原因是不断有封建君主建立国家和维护着国家。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全然不是这样的，封建君主依然是集权的代表者和行使者，而不是国家的真正建立者，只是每一个朝代的创始者，真正建立国家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也包括封建君主，而我们建立国家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完整权利进行部分让渡，到封建时代为了建立国家，人们要让渡权利，这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则了，那就是由集权的行使者制定的人为法，当然自然法在这时也同样发挥着作用（如生存法则等）。历史证明封建王朝都已经不覆存在，而国家却没有因此而消亡，到是依然生生不息，可见国家是人类通过权利让渡而创造的具体产物。
四，现代社会的权利和国家
说到现代国家必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在对这两种不同制度国家的研究和分析后，我们同样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其诞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和以前的国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我们个人作为权利的让渡者和国家作为集权的所有者的产物。
随着封建国家的消亡，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就诞生了，也许像很多经典理论所讲的一样“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就像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被社会主义国家所代替一样，但我们是否也看到了这种历史必然的背后不论社会制度如何的变迁国家依然存在便不断的到完善的根源？
如果我们认真的研究以后就会发现一个不变的规律，这和以往国家存在的规律没有什么区别，那就是现代国家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变迁而消亡，反到是存续下来了并得以不断发展的原因是“我们个人权利的让渡和国家作为集权所有者的一种调和”。
如果要从表象上来阐述原因，我们首先应该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为什么呢？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其一直以来深受中世纪人权思想（这是一伟大的思想，因为人类历史上的许多的革命都是利用这一思想来发动的）影响，他们把国家的权力和个人权利在形式上区分得很清楚，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到普通群众，他们都十分清楚，在国家里真正的主人是人民，国家是每一个的个人组成，而最基础的就是每一个个人都把自己的权利让渡出一部分，并将凝结起来形成国家权力，所以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在行使权力上代表国家，但最本质的是其代表的本国的每一个个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本人。此外从他们的政治体制上也很容易表现出国家和个人的这种依存关系。所以从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个人权利的让渡和国家作为集权者的产物。
更深层次的分析，我将从我们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阐述。对于当今世界的每一个国家来讲都有一个立国之本，那就是宪法。现在我们就从我国的宪法来开始分析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于国家和公民的关系在总纲里就有经典的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以从我们的立国之本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我们每一个个人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基石，离开了我们每一个个人国家也就不覆存在了。那么我们是如何使国家产生和存续的呢？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表述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我们就会很明了了，国家所具有的权力是我们个人赋予的，很明显我们都为了国家的产生和存续让渡出了部分的个人权利，因而国家做为个人所让渡权利的集权者同样也是个人权利让渡的产物。
综合以上的分析阐述，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很可靠的意见，从古至今国家的产生和存续都与个人权利的让渡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国家的产生和存在是个人权力和利益的让渡”，而且可以断言这样的联系还会伴随国家的存在而存续下去，而国家将随着个人权利让渡的消失而不覆存在。
那么个人为什么愿意让渡权利，国家为什么得以集权的更本原因是什么呢？对此具有真理性的回答的只能是社会契约这个理论了，社会契约包含很多方面，其中最能准确回答此问题的并是利益规则了。
所以通过对本论题的阐述我们又再次验证了社会契约论的真理性，同时也感受到了前人的伟大之处。


死者名誉权的民法构想

王胜宇


　　死者的名誉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在我国司法实务与学说中已然得到一致肯认。然而,就死者名誉保护的法理基础,则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主要有权利保护说、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家庭利益保护说、法益保护说及延伸保护说等5 种理论认知。本文无意评价它们的优劣,只是其内含的概念法学的弊病,不可不察。不超越概念法学的视域,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基础问题就不可能获得有效诠释。这是因为,从逻辑上看,享有私权的前提在于,主体资格即权利能力的取得。而死者断然不会具有这种以自然生命为前设的主体资格,也就不会有什么名誉权。在概念法学那里,死者名誉权是难以成立的。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 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 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生物人享有名誉权的精神基础　　
　　依近代民法,权利能力是生物人转化为自然人的“通道”,是否具有权利能力,仅维系于生物人之生命。但从法律史上观察,生物人并不是自动成为法律主体的。无条件赋予任何生物人以主体资格,只是近代民法的实际。它清楚的道出这样一个真理———生物人成为法律上的自然人同样出自法律技术上的拟制。 其实,自然人与法人一样,都是法律上的拟制,是法律对生物人的主体地位承认的制度实在,而非现实实体。自然人的概念,诞生于个人主义的思想温床,而不是简单的个人存在的事实。拿掉了个人主义思想,自然人的概念不复存在,权利主体将为以共同体思想作为拟制基础的主体概念所代替。自德国民法典以来,生物人被普遍无条件的赋予权利能力———“私法化”、“形式化”的人格———让我们往往不见自然人同样是制度实在是法律拟制结果的事实。　　
　　法律又何以单单赋予生物人权利能力? 这个问题在当代动物福利的冲击下,尤其凸显。概念法学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因为近代民法上的人只是个形式化的人的概念,是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概念。在我国民法继受过程中,民事主体背后的价值考量更是丢失殆尽,对于民法上的人是从伦理学意义上的人移植而来的事实, 更是不得而知。　　
　　人、权利、法律义务以及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联系起来的法律关系概念的精神内容,源于将伦理学意义的人的概念移植到法律领域。每一个人(生物人) 都生而为“人”(自然人) ,对这一基本观念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全部后果,我们只有从伦理学上的人的概念出发才能理解。这一概念的内涵是:人依其本质属性,有能力在给定的各种可能性的范围内,自主地负责地决定他的存在与关系,为自己设定目标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限制。这一思想渊源于基督教,也渊源于哲学,系统的反映在康德创立的伦理人格主义哲学中。在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看来,人正因为是伦理学意义上的“人”,即具有理论理性更具有实践理性的人,因此这种理性生灵本身就具有一种价值,即人不能作为其他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人具有尊严。　　　　
　　因此,只有人才具有法律人格,才具有权利能力。“所有的权利,皆因伦理性的内在于人个人的自由而存在。因此,人格、法主体这种根源性概念必须与人的概念相契合。并且,两个概念的根源的同一性以如下的定式表现出来:每个人……皆是权利能力者”,萨维尼如是认为。权利能力概念的基础在于伦理学意义上人的“天赋自由”(康德意义上的) ,在于人的理性。具体的生命现象并非权利能力的实质前提,而是一种为实现法律目的而设的技术标准。人的本性使人成为伦理意义上的人,继而被肯认并赋予法律主体资格,享有权利,包括名誉权。　　必须特别注意传统人格概念与权利能力的实质性区别。首先,来自于罗马法的传统人格概念是个公私法混杂的范畴,权利能力概念是对人格概念私法化努力的结果,这种努力在德国民法上得以完成,虽然完成得并不彻底。其次,权利能力是一形式化的概念,反映了德国民法高超的立法技术。这一编纂概念的使用不仅减轻思维工作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使人的概念得以适用于一些形成物,法人的立法从而可能,自然人与法人有了共同的技术基础。所以,权利能力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编纂概念,容易诱引描述对象自价值剥离。
　　三、死者名誉权保护的法理基础　　
　　(一) 与名誉权共通的精神基础　　
　　好名声是天生的和外在的占有(虽然这仅仅是精神方面) ,它不可分离的依附在这个人身上。现在,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撇开一切自然属性,不问这些人是否死后就停止存在或继续存在,因为从他们和其他人的法律关系来考虑,我们看待人仅仅是根据他们的人性以及把他们看作是有理性的生命。因此,任何企图把一个人的声誉或好名声在他死后加以诽谤或污蔑,始终是可以追究的,纵然一种有充分理由的责备也许可以允许提出来———因为“不要再说死者的坏话,只说死者的好事”这句格言,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不适用的。　　
　　在康德哲学中,理性的意义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现象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 道德要求的本质就是“理性”本身———理性的实践使用,非工具理性、理论理性意义上的知性。人类的绝对价值,即人的“尊严”,就是以人所有的这种能力为基础的。近代民法以“抽象人格”为观念基础的源头,在这里表露无疑。因为康德的学说对《德国民法典》制定者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人的人性,把他们看作理性的生命,人被视为抽象的存在,各如其面的人之具体不同被忽略不计。　　
　　抽象就是撇开一切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的那些有形的具体条件,于是,考虑人时,就逻辑的把他和附属于人体的那些物质因素分开,这并非指他的确实有被解除这些特性时的状态,而仅仅指作为灵魂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可能确实受到中伤者对他们的伤害。正如一百年后,任何人都可以编造一些假话来污蔑我,像现在中伤我一样。　　
　　依批判哲学,在认识活动中,灵魂这种理念像世界、上帝一样,是通过理性主观产生的关于无条件者的纯粹理性概念,没有现象对象与之对应,是超感性、超现象的对象,即物自体或本体。只有现象可知,本体不可知。因此,想去认识灵魂(不朽) ,乃理性迷误的结果,是谬误推论,是旧形而上学所必然产生的假知识或伪科学。 这样,不仅限制了理性的使用即认识的范围,而且,这不可知的物自体也就为人的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意志自由、道德、对来生和上帝的信念,即为理性的实践使用留下了余地。超感性的本体,只能通过实践理性的先天原理,即绝对命令的第一公式或道德律,从实践上认识、解释或推断一切应有的事物,包括至善的条件:灵魂不朽。 关于应有,我们只能对其存在、性质和规律获得一种“实践的认识”即内心的良知和信念。意志所应做的就是,以道德律为根据自立规律,敬重和尊重自立的规律,从而实现目的“自由而道德的意志”。　　
　　诚如法哲学家考夫曼所言,康德在其晚期的作品“道德的形而上学”中尚属真正的非批判性,其在重点上拥护理性论的自然法观点。如果我们信服“客观权利理论”,则断然难以与康德的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协调一致。于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名誉权乃至人格权的性质为何? 如果其为非伦理化的法定权利,则死者名誉权的概念也就难以成立。　　
　　在民法学上,权利指人实现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据。依本文所信,权利的本质应从人的本质,从人的自由意志,人的有限理性去寻找。客观权利理论是反自然法思想的,剪断了权利与理性的联系,而转向实证。而实证法则必然与国家主义联姻。因而,尽管客观权利理论在纠正泛道德化倾向上有其积极作用,但其基本定位却是成问题的。依私权神圣理念,权利是无须解释的事实,它乃历史的产物有机形成的,既非神授,也非任何权力者赐予。　　
　　具体言之,人格权是自然人对其自身主体性要素及其整体性结构的专属性支配权,它属于非财产性权利,与其主体不可分离,无从转让。人格权是人权内容的部分,属于道德性权利,是自然、当然的权利。“‘法律的力’不适用于各种人格权……法律没有规定对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从而保护权利人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一切他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不对人身和人的精神、道德方面进行损害。” 名誉权属于尊严型精神性人格权,自当适用人格权的基本法理。权利的伦理内涵在人格权中表现得甚为明显,与康德伦理人格主义的交通自不成问题。因此,这里蕴涵着一项否定性的结论——只有超越“客观权利理论”所形成的视域,方能为名誉权与死者名誉权找到共通的精神基础。然而,问题还在于,于法技术层面在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模式下,没有权利主体的权利如何能成立? 我们还要找寻死者名誉权的方法论基础何在。　　
　　(二) 死者名誉权:从必然推理到辩证推理(修辞推理)　　
　　如前所述“, 权利能力”是高度技术化抽象化的编纂概念,其对应的当为概念是传统的人格概念。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第22 条规定,胎儿从其受孕开始受法律保护。在其对个人权利而不涉及到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内他们被视为已经出生,但死产儿在其如果出生就会享有的范围内被视为从未受孕。我们看到,权利能力开始的另一种标准,被认为始于受孕。真理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自身,认为人的权利能力终于其他标准之可能性向我们开放出来,其所以可能正是由于权利能力概念的形式性、技术性本质。现行法之所以将权利能力维系于有形的生命现象,乃出于立法便宜之考量,以服务于维护自由伦理人之人格尊严的立法目的。在概念法学的视域下,为了概念体系(外部体系) 的自恰,除了牺牲法律的目的,不对死者的名誉提供法律保护,根本无法自圆其说———只能给出自相矛盾的解释:“权利能力消灭与权利消灭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两者的法律根据并不相同。自然人权利能力之消灭,以死亡为根据,但人格权虽然因出生而产生,却不能说一定因死亡而终止。自然人死亡,使权利能力消灭,权利主体不复存在,但只是使权利失去主体,并不是消灭了权利,否则无法解释财产权的继承问题,更无法解释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死后保护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事实。”　　权利能力是任何权利主体享有权利的前提。将权利能力与权利割裂开,权利能力沦为了虚无的概念。权利主体更是权利范围的核心,权利主体不复存在,权利亦将无所依凭,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此乃概念法学视域下,死者名誉保护问题面临的根本性困境。将两者分离处理,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径直取消了问题本身。　　
　　法律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伦理人格主义的观念,出于对人之尊严完整保护的需要。法律在特别的场合,出于如是目的,将死者继续拟制为权利主体。因为死去的人与自然人概念具有同样的伦理基础:抽象人格。二者并无不同,只是凭借经验难以为流俗理解罢了。　　
　　另一方面,借自自然科学的逻辑推理方法与价值无涉,这种“化约”的方法并不普遍适用于法学。拉伦茨之研究表明:“不管是在实践( =‘法适用’) 的领域,或在理论( =‘教义学’) 的范围,法学涉及的主要是‘价值导向的’思考方式。”在逻辑与价值冲突不可调和时,我们不应该死守着形式逻辑的必然推理不放,虽然逻辑有着保证法的安定性,进而裨益于安全价值的功能。因为价值领域不仅无自明之理, 而且当人们价值取向之间出现冲突时,逻辑不矛盾律亦将失去其有效性,其间并不存在正确与错误的二元对立。死者名誉权在私法上采取的论证方式,毋宁是一种超越概念法学、科学主义视界的、经院主义的辩证推理方式。它接续的乃精神科学的哲学解释学———修辞学的知识系统。“辩证推理……并不是从某些‘命题’,也就是一些必然是或真或伪的陈述出发,从中推导出‘科学的’结论,而是从‘疑难’或‘问题’出发……争论的问题会通过一项命题或本原而最终获得有利于此方或彼方的完全解决。” 实际上,正是罗马法的复兴及修辞辩证推理的运用,才使得经院法学家创造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法律科学”。“辩证”在12 世纪的意思即寻求对立事物的和谐。经院法学家运用这种方法,以便调和权威性文本中的矛盾,并从它们中得出新的学说。　　
　　因此,这里又蕴涵着一项否定性结论,即只有从必然的形式推理,走向辩证的非形式推理,我们才能为死者名誉权概念奠定有效的方法论基础。既如此,将死者拟制为自然人,使其拥有权利能力,并无不妥。通过死者亲属的代表,权利的行使亦可得以实现。要注意的是,死后人格保护的内在理由,并非死者亲属因此而招致的名誉损害;否则,权利主体与权利分离的危险将继续存在。
　　四、结语　　
　　在概念法学的视域下,死者名誉保护问题无法解决;惟有超越概念法学,回到规范目的,才可能合理诠释。在实证民法体系中要找到死者名誉保护的依据,也只有回到权利能力概念的理性法基础、伦理基础。藉此死者名誉权方能被置于外部体系中的合理位置。故死者名誉权的民法保护,就是一个循环的回溯目的本身的过程,并且是一个经院主义辩证推理之过程。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